历史名城
一、朝歌的三道城
朝歌曾为四代商王的都城，其地面建筑在经过三千多年漫长岁月的剥蚀和无数次兵火之灾的洗礼后，已难觅踪迹。上世纪八十年代，为纂修第一届地方志书，史志和文物部门对城区内的历史遗迹进行了细致勘察、测量，终于勾勒出朝歌古城在商朝末年的大致面貌。
据1996年《淇县志》记载，武丁的都城，东西长2000米，南北宽1500米，位于今县城北部。而在民间的口口相传中，帝辛时商都朝歌更是有三道城墙。
第一道城东临淇水，西依太行，北城墙在县城北10公里的高村村附近，南城墙在县城南约8.5公里的常屯村附近。南北城墙的夯土层遗迹尚可辨认。这样的规模放到三千年前，不愧是邦畿千里的国都气象。
第二道城是在武丁城基础上的扩建，整体规模向南扩大一倍，东西仍为2000米，南北长达到3100米。北城墙在三里桥，向东到石岗洼新庄西，南折与县城东城墙合，向西到原煤建公司北，南折直到稻庄，南城墙与县城南城墙合。火车站东侧，尚有古城墙遗存。
第三道城即帝辛王宫，在今西坛村、三海村一带，遗址已不存。
上世纪五十年的考古工作也印证了民间的口口相传绝非虚言。当时火车站东侧还保存着一段东西宽约五十米、南北长约八百米的夯土冈，这就是二道城的遗迹。在朝歌城西北城角地势较高的摘星台一带的旧城壕断壁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龙山文化、商代文化和春秋、战国文化遗址，并堆积有很厚的灰土层和灰坑。采集的遗物，属于商代的有细绳纹高足鬲片、鬲足和折沿砂质细绳纹罐片，和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鬲和罐非常接近。还发现有和安阳小屯殷墟类似的矮足鬲的鬲足和鬲口。在商代遗址附近还采集了一件较为完整的蚌锯，器的中央带有圆形穿孔。当时的考古工作虽然没有继续下去，未能为后人展示朝歌古城更清晰的形象，但这些发现已经足以证明朝歌城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二、帝辛王城遗迹
帝辛王宫（俗称第三道城）呈长方形，东西宽600米，南北长1000米，总占地60万平方米，地下夯层明显。分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宫殿区，有商末建筑痕迹，左为宗庙遗址，右为社稷坛遗址；北部为囿苑区，有北海子遗址。
宗庙遗址在今红旗路中段路北原红旗商场附近，相传是帝辛祭祀先王先妣之地，清代改建为火神庙，1966年遗址尚存。
社稷坛遗址宗庙西300米，为帝辛祭祀社神之地。相传古代每年春秋两次用全猪全羊祭祀，直至清末。1961年已成土坛，1981年为民居所占。
摘星台遗址位于今上街路西段与摘星路交叉口东北部。下层为龙山文化遗存，上层为晚商文化遗存。古代时台顶建有“摘星楼”。楼基高7米，以青石砌成，上筑木质楼阁二层，高12米，面阔9.9米，进深5米，歇山式重檐屋顶。登楼顶，可环视四周，西眺太行，东瞰淇水，南望卫原，北顾浮丘，相传为商末帝辛与妲己朝夕游乐之所。因楼极高，登其上可伴月摘星，故名。武王伐纣不久，摘星楼被雷击毁。汉代在原地重修，增建一座纪念比干的石坊，名曰“烈坊”。坊为东西向，立于青石基上，系三间四柱，宽6米，高5米，石柱和额材之上皆雕有云龙、花卉、鸟兽图案。刻工精美，技巧精湛。石坊阳面横额上刻有“忠烈坊”三个古朴遒劲的汉隶字。石坊四柱均为方形，中间两柱上刻一副对联：“刚之忠之仁之勇之，惨也酷也悲也伤也。”两侧柱四面和中间两柱余面，皆为鸟兽花图案。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淇县志》记载：“摘星楼，一名妲己台，在县城西北隅，与城相接，相传纣与妲己观朝涉之处，今遗址尚存。有双槐植其上，苍翠绝伦，不记岁月。”明崇祯八年（1635），知县程墨修理城垣，孝廉崔锡胤、薄忱捐资建宫亭三间，奉文昌帝君于其上。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台上楼房、石坊、树木遭到严重破坏。1936年，县长史延儒曾重加修整，仅筑一楼，楼高2. 5丈，宽1.5丈，内装楼板，状如炮楼。正门嵌以长约6尺之石，上书“摘星楼”三字。日本侵淇，将此楼拆毁。楼门之旁昔有一树，比楼高，巍然耸立，直入云霄，此树叶圆而肥，不见开花结果，究系何树，无人考证，以其高而得名，呼为“摩天树”，后日本拆楼时一并伐去。1984年春，县人民政府将遗址扩建为“摘星台公园”，将南关原关帝庙“没耳朵狮子”运置大门两边，并从全县精选名贵石碑34块，划出区域建设碑林，将原三仁祠“麒麟壁”移建于碑林西，并植树木、花卉，供游人参观。1984年10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夏鼐及研究员胡厚宣、张政烺考察摘星台后指出，摘星台是3000多年前在一处龙山文化遗址上修建的，后又进行复修。
北海子在城北二里许，明代称为“纣育禽兽之所”，清代称为“昔纣游玩之所”。今为三海村，即前海、中海与后海三村，又称头道海、二道海、三道海。三道海亦称北海，紧靠老城。三海村位于古沬水分支流淌之地，痕迹明显，明清志书所记可信。1990年10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曾在城内今三海村西南试掘，发现过商代早期遗物。
武丁时沬邑城南有东西两沟泄水。西沟自宗庙（火神庙后）西侧向南，经今西街西后南流；东沟自今韦庄，经今东街东，至文庙南流。因双水形似两条龙须，故名龙须沟。帝辛扩建朝歌城后，龙须沟到今南关后分东西二沟南流。东龙须沟自南门东130米处顺城河南流，又东南流入思德河，全长3100米；西龙须沟从南门西160米处顺城河南流，至200米处向东流入折胫河，全长1700米，入河口处有一石拱桥，人称“五里桥”。1988年后，因连年干旱，沟已干涸。
制骨作坊遗址在今东关村东，相传是商王武丁时制骨作坊，卫国初期沿用。面积7.2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3.5米。清宣统三年（1911）东关农民在此挖出骨头、残骨器300余马车，由奸商卖给英国、意大利文化侵略分子，经火车运走。1958年修路时，又挖出各种骨骼数十车，填于路基。1988年，在路北侧排水沟内断面上，仍有大量骨骼露出。有的骨头上有锯、钻、磨等加工痕迹。
冶铁作坊遗址在今付庄及该村南北。1986年发现，相传始于商末帝辛时，西周卫国至汉代一直沿用。遗址呈方形，长宽均约300米，面积9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3.1米，含有大量矿石、铁块、木炭、残炼铁炉、模板、残鼓风管、烧土及铁制品，并发现一件耜铧和大量商代陶片及卫国至汉代砖瓦。
古桑园遗址在今三海村北二道城外至赵沟村南。相传为帝辛种桑养蚕之地，商代有数百亩，至西周卫国时，减少为百余亩。《诗经·桑中》所咏即此。至民国初期，仍有桑园64亩。据曾管理过桑园的老人回忆，过去桑树株行距均约丈余，每棵桑树需两人合抱，树冠很大，人站在地上可摘桑葚。日军侵占后，将桑树伐光，变为农田。现三海、北关农民仍称该区域为“桑园地”。
花红园遗址在今下关村东，相传为帝辛所建。遗址西临商代故城，北至今淇浚路，东至今东环城路，面积约50亩，西周卫国至清仍存，清末毁为农田。1985年北关农民仍称这一带农田为“花红园地”。1986年，因城区发展划为农户宅基地，痕迹不见。
三、卫国故城
周公姬旦在封建卫国之初，鉴于三监之乱的教训，就让它担负起镇抚殷民，进而拱卫周室的重要责任，因而从建国伊始，卫国就是西周在东方的重要诸侯国。前期几任国君都称为“伯”，即一方之伯，诸侯之长，他们还在周王室担任要职，对周初的安定局面有过重大贡献。
西周时诸侯国众多，各国之间多有外交往来，军事安全也逐渐提上日程，因而各国都城尤其是方伯都城的营建，已成为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公元前1042年受封开始，卫康叔和他的子孙们对朝歌城的建设延续多年。
朝歌经历了商周易代和三监之乱的兵火之灾，原有的宫殿、宗庙、城垣等大量商代建筑在战火中坍塌为废墟，这是朝歌遭受的第一次毁灭性浩劫。因而当历史要求它再度承担一国之都的重任时，建设者的艰辛一定比后人的想象还要大得多。
根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考古调查的结果，专家们认为，朝歌卫国故城是在商末第二道城的基础上加以建设的。这一结论肯定了商都和卫都传承、延续的关系，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
卫国故城位于淇县城四周。城址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南北长2250米，东西宽1650米，城墙宽70米。城内面积约420万平方米。地面现存城墙有四段，即西城墙三段，北城墙一段。县林业局院内（西城墙）一段：南北长13米，东西宽11米，高3米；银河纱厂后面（西城墙）一段：南北长240米，东西宽45～57米，高4.5米；县煤建公司院内（西城墙）一段：东紧靠铁路，南北长60米，东西宽20米，高4米；三里桥东西两侧（北城墙）一段：东西长830米，宽3～55米，高2～4.5米。城内宫殿区、墓葬区在试探中发现了一些线索，但绝大部分地面因现代民居复压，已不具备发掘条件。
1986年11月21日，卫国故城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卫国故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卫国故都，朝歌城中自然不能没有卫国宫殿的遗址。在故城中心向东约400米处，商朝末年时曾有一处聚落，街向东西，名曰定昌村（在今东街北头及东拐处）。卫康叔受封之后，在朝歌城中遍寻适合建造宫殿的所在。由于城北部原是帝辛王城（即第三道城），经战乱蹂躏后已是一片废墟，况且前朝亡国之君的宫殿旧址在新君心中总不免芥蒂，另择新址势所必然。卫康叔选中了定昌村，他在村西段北部（今县中医院院内）营建了自己的宫殿。其规模、形制已不可考。西汉设置朝歌县后，卫国宫殿区旧址沿用为县治公署。
1988年5月，西坛冶铁遗址被发现。遗址位于城内红旗路中段北侧30余米处，南北长50米，东西宽30米，面积150平方米。距地表0.7米，文化层厚3米，包含物有木炭、炉壁、铁碴、矿石、铁块、红烧土、模板及建筑所用稀绳纹筒瓦、板瓦和生活用具陶罐、盆、瓮、豆等。经省文物所鉴定，为战国中早期卫国炼铁作坊，在全省同类遗址中居第四位。
四、古城变迁
西汉始置朝歌县，新王莽曾更名雅歌，东汉又复。朝歌之名一直沿传至今。
在始置朝歌县时，曾在卫国故城的东南部，利用原城址南墙东段和东墙南段新筑起一座小城，面积约当原卫国故城的四分之一略强，卫国故城其他大片区域遂即废弃，北部有些地段城墙上曾发现多座汉人墓葬，时间约在西汉早、中期。
隋朝时，废朝歌设置卫县，治所移到淇河东岸古卫地，朝歌城被废弃；唐宋直至金代，朝歌基本归属卫县管辖。
元宪宗五年（1255）设淇州，至元三年（1266）治所迁回朝歌故地，将废弃六百多年的旧城增修为淇州城。明朝正统十二年（1447）知县董英重修，全城周长8里零200步，高1丈5尺，宽1丈。四门各建城楼，四角各建角楼，修土城垛2300多个，城外有护城河，深7尺，宽1丈2尺。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城墙又多次重修。嘉靖二十二年（1543）知县张宜又重修，周围城墙加高5尺许，引折胫河水入护城河。万历二年（1574）卫辉府通判卢茂重修，于偏北处改建西门。崇祯七年（1634），知县程墨建南北外城门两座。崇祯十年（1637），知县路鸿逵修筑砖城垛2000多个，于偏南处建西门，形成新旧二西门。清朝雍正七年（1729），知县袁光炜增修，城高达到2丈，为砖垛，顶宽1丈5尺，底厚3丈，护城河深7尺，在偏北处重建西门。城墙周长十五里二百步。
到民国时期，城周长9里有余，仍有四门，均有城楼，南为朝阳门，北为拱极门，东为润泽门，西为起秀门，四门各建石拱桥一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淇县城墙屡遭破坏。新中国成立后，其残垣断壁逐渐被拆除，后来原城基大部分建造为民居住宅。
五、历代县衙
西汉始置朝歌县时，将定昌卫国宫殿遗址改建为县衙，后被历代沿用为公署。县衙位于古城东北部，座北向南。元代设置淇州后，至元九年（1272），知州高德渊重建。明朝洪武三年（1370），知县段珉重修；弘治年间，知县颜颐寿重修；嘉靖二十三年（1544），知县张宜重修。
据明清《淇县志》记载，当时县衙的主要建筑有：正堂3间、后堂5间、幕厅3间、库楼3间、銮驾库1所、架阁库1所、伞轿库1所、东西司房各9间、东西厢房各3间、衙神庙1座、寅宾馆1座、谯楼1座、旌善亭1座、申明亭1座、仪门外西厢房18间、知县公廨20间、县丞公廨15间、主簿公廨15间、典史公廨12间、吏典公廨15间、狱房9间。
谯楼，即县衙大门，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知县张宜创建，侍御史毛麟之写了《淇修谯楼县治记》记录此事，使后人得以从中一窥其规模。当时有前堂5间，位于县衙中心位置，地基高出地面，用作处理政务的正堂。正堂向南约百步远，有一座仪门，面阔3间，高度低于后堂。谯楼位于仪门南，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四角飞檐，有木质栏杆和窗棂，高大威严。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县赵之屏重修。
谯楼左侧（即东侧）为旌善亭，用于表彰县内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道德操行卓越的人，凡是有利于鼓励淳朴民风者，都会把他们的姓名予以登载，作为世人效仿的榜样。谯楼右侧（即西侧）为申明亭，用于公示县内不遵行道德规范和不守法度、作恶多端者的劣迹，以示惩罚，以儆效尤。
在县衙正堂南距离仪门不远处，竖有一通石碑，正面刻“戒石”两个大字，碑阴刻“尔奉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苍难欺”，用于警示官吏。
县衙门前道路旧称“县前街”。清代时在县衙东侧建一较大仓库，定昌村名逐渐演化为东仓。县前街东端北折，沿城墙向北，称“承宣街”。1979年后，东仓与东街同时扩建，两村民居逐渐连在一起，东仓与东街共用村名，称为东街。
六、名胜遗址
荆轲冢
朝歌是名垂青史的义士荆轲的故里。《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清代《淇县志》说荆轲旧居“在县境，战国时刺客常居于此，今失所在”。
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遇难后，被草草掩埋于咸阳附近。后来，朝歌人为其义行壮举所感动，将其尸骨秘密迁回故土埋葬，侠客终得魂归故里。上世纪五十年代编印的《朝歌乡志》记载：“荆轲古塚：在朝歌镇南关外……南堂庙后，靠折胫河岸北有土塚一处，传为战国荆轲之墓。荆轲亦淇隐人，刺秦失败后，淇地人民重其义行，乃收其尸葬于此。”此外，南堂庙墙内原嵌有一通石碑，上有“荆轲墓在庙南”字样。令人遗憾的是，千百年来荆轲墓多次遭人盗掘。民国十八年，淇县师范学校校长李道三从墓中盗出一把青铜古剑，如今下落不明。
文庙
儒学，旧称文庙。元朝至元十三年（1276）由卫县迁到城内东南隅，初建时规模狭小，殿宇简陋；泰定二年（1325）冬，知州李伯敬主持兴建棂星门，增修围墙，整饬规制。明朝洪武三年（1370），知县段珉重建；宣德九年（1434），知县罗经与县丞李谦、主簿莫训等人捐粮捐资，号召民众利用农闲采石伐木，历时5个月重建大成殿及东西两庑，殿内塑圣贤像，外作棂星门，大成殿后建明伦堂，旁列进德斋、修业斋，厨库、仓库、宿舍与祭祀器皿备置齐全；景泰三年（1452），训导吴僖、典史宋铎捐出俸银，倡议创修门路，致仕县丞张敏，义民王兴、宋秀等人响应，捐资购买了与儒学相邻的王、张、刘、于四家的土地，开辟为宽阔大路，并创置圣贤龛座；景泰七年（1456），知县王宁重修；弘治十三年（1500），因紧靠南城墙，学前道路狭窄泥泞，知县崔嵩命北迁改建（原县第一中学东侧），殿宇整饬一新；嘉靖九年（1530），知县方员重修；嘉靖二十三年（1544），知县张宜在城东南隅创开水门以泄水；顺治六年（1649），兵巡河北道宪副涂廓见大成殿倾塌，命教谕闫中重修，知县柴望与全城士绅均捐资助费；康熙二十五年（1686），知县赵之屏重修；雍正六年（1728），知县陆世宣重修；嘉庆十三年（1808）接修棂星门外墙；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补修。民国十年、日伪时期也曾多次增修。
文庙大门为“棂星门”，原为木制，明朝正德年间义民窦中改为石制。棂星门两边为“八”字墙。墙上砌有4个直径约3尺的彩色琉璃图案，名为“鲤鱼跳龙门”。进门有池，称“砚洼池”，池内有水，中间有石桥可行，称为“泮桥”。泮桥建于明代正德十年，原在棂星门外；雍正六年（1728）移至棂星门内。
过泮桥可至文庙的核心建筑大成殿。大成殿面阔五间，有石台基、石栏杆，门前有照壁，殿内有圣贤龛座，为明代正德年间本县义民窦中增修。殿内悬挂三块匾额，分别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御制“万世师表”、雍正三年（1725）御制“生民未有”和乾隆二年（1737）御制“与天地参”。殿正中有石雕孔子碑像，现存于摘星台公园碑廊。像前立“至圣先师”牌位，为康熙御笔。另有颜、曾、思、孟四大陪圣的牌位分列在后。
大成殿前有戟门。戟门外东侧有名宦祠三间，西侧有乡贤祠三间。名宦祠敬奉汉、唐、元、明、清各代知名地方官吏20人，乡贤祠敬奉商周以来本土乡贤秀士15人。乾隆六年（1741），河南巡抚雅尔图题写对联：“中土多贤，继先哲以示来兹，亿万世衣冠是式；圣朝立教，一道德而同风俗，百千年俎豆常新。”横批“昭德明礼”。名宦祠、乡贤祠于民国十四年（1925）被军阀胡笠生部焚毁，大成殿局部受损。
乡贤祠前东向有忠义祠3间，建于雍正六年（1728），原有祭器460件、乐器96件、佾生（乐舞生）72名。
文庙东院为文昌祠，面阔三间，匾书“文昌”二字。东南角为魁星楼，高数丈，上有六角亭，原在东南城上，康熙四十六年移到文昌祠。文庙西侧为“菉筠书院”。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逃至西安，于1902年经洛阳、开封返回北京时，路过淇县，曾在菉筠书院过夜。
乾隆十年时，文庙建筑面积与县衙相近。当时尚存的建筑还有东厅15间、西厅15间、戟门房3间、神厨房3间、神库房3间、崇圣祠3间、明伦堂5间。另有学园地30亩。乾隆十年已废的建筑有宰牲房3间、进德斋3间、修业斋3间、会选堂7间、东西号房40间、学仓6间、敬一亭3间、教谕公廨10间、训导公廨10间、坊牌3座（分别为“儒林”“毓秀”“科第流芳”）及射圃1所（含厅房3间、门坊1座）。
乾隆十年前后，儒学招生规模为：岁试文武各8人，外拨府学各2人；科试文童8人，外拨府学2人；廪生20名，增广生20名（称增生）。
出棂星门向西为文庙街。街西口立有坐东朝西三门石坊一座，建于雍正十年（1732），有坊额、下横和石匾。面西中门横匾上刻楷书“天开文运”四字，上方正中竖刻“文庙”二字。南门横匾上刻“金声”，北门横匾上刻“玉振”，“金声玉振”出自《孟子·万章下》，比喻读书人知识渊博，才学精到。面东南门上横刻“秋水”，北门上横刻“江汉”，寓意“江汉司马，秋水文章”。
其他古建筑
淇县城因系商朝四帝之都，地处中原，历史久远。至明清时期，城内及四门附近建有道观寺庙等古建筑38处。城中有中心阁1座，又名文昌阁或柏台。拱极门北有过街棚1座。旧县衙在城内东北隅，城西北隅有摘星楼，后称摘心台，与城墙相连。城南有箕子庙、康叔祠、三仁祠等古建筑。
箕子庙是为了纪念殷商三仁之一的箕子而建，在县城南门外约50米官道路东，建于唐代，当时具体形制、规模不见于记载。《箕子庙碑》碑文由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撰写。柳宗元在碑文中将箕子的一生概况为三个方面，“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即自身承受危难仍能保持正直的品德，能把治国之道无私传授给圣明的君主，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使人民受到教化。1949年前后，箕子庙仅剩一间，坐北朝南。1954年因年久失修坍塌。
周府君祠是为了纪念元朝江淮都转运使、淇州首任知州周惠而建，在县城内西北隅，始建于元朝至元十四年（1277）。元贞二年（1296），翰林学士王恽写下《淇州建故江淮都转运使周府君祠堂记》详述其事。
崇庆寺位于三海村后海东北隅，建于元朝至大元年（1308），清朝顺治年间重建。寺内有一尊两米高铜铸佛像，左右有十八罗汉。民国时期寺庙被拆，木料用于建造炮楼。寺庙西南另有一座一脊三座庙，即一梁之下分三部，为旧时城内特色建筑之一。寺庙坐北朝南，西面为关帝庙，南为土地庙，东为菩萨庙，一梁坏则三庙倾，现已无存。
财神庙在原东门里路北城下，又称增福庙。清乾隆十年（1745），庙内有戏楼、泥像，正门石额雕“督财府”三字，配字图案上雕旗杆一支，称独杆旗杆。财神庙东侧有大王庙，再东为崇胜寺，始建于元朝至大元年（1308）。1949年前，崇胜寺、大王庙已无存。1951年底，财神庙被拆，砖木用于在中山街建商联会。
石佛堂，城西老城口原有石佛堂，坐北朝南。大殿供奉关羽，后殿供奉石佛，故名石佛堂，该区域也称石佛口。石佛堂始建于元朝至大元年（1308），明朝崇祯元年（1628）重修。民国初年仍有僧徒、庙产，并有庙会。民国九年拆庙用以修筑堡垒。民国十八年石佛头被毁，仅存佛身。1949年时残基已无存。
城隍庙，位于县城内西南隅，明朝洪武三年（1370）知县段珉奉命创建。正统八年（1443）知县董英重修，弘治七年（1494）义民窦中等人捐资重修，天启三年（1623）知县蒋良潘重修；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知县赵之屏重修，乾隆九年（1744）知县劳经武重修并建戏楼。民国初，城隍庙有房舍百余间，共分三个院落：西院为正庙，进山门，穿戏楼，下圈门数十步为大殿，再后为寝宫、两厢房，分供十殿阎王及阴府各大小鬼神；东院为主持道士居住之所；正庙以西，另有偏院名“三清观”，为道士礼奉其祖师之地。相传城隍庙庙产有地二百余亩，另有菜园若干亩。按照旧时习俗，每年上元（正月十五）、中元（七月十五）、下元（十月十五）三节为城隍出巡日。早晨用红色八抬大轿，抬城隍木雕偶像，鼓乐细吹细打出庙巡东，经中心阁向北，至北关折转东，抵达鬼魂潭（北关东后水坑）落轿，善男信女焚香叩拜。日落后，再抬回庙内安放。每年四月初一、十五为其圣诞之辰，常有庙会，并有献戏。民国十六年（1927），河南省主席冯玉祥下令将庙内木、泥像砸毁。民国三十一年（1942）春，侵淇日军将庙整修彩画，又制木、泥神像。日本投降后，神像被国民党政府清除，拆庙修炮楼。1958年后，在其址建电厂，后为县第二机械厂。
三仁祠，位于县城南门内（今南门里村中山路南段路西有三仁祠巷），始建于明朝正德十六年（1521）。据国子祭酒崔铣《淇县三仁祠记》、给事中王元凯《殷三仁祠记》记载，建祠之事为淇县义民李深首倡，得到知县刘金支持。耗时一月建成大殿三间，李深捐出田产1顷零6亩供应祭祀。第二年在都御史何某亲自过问下扩大规模，将祠外官田划归三仁祠，建起大门，左右各有翼室（厢房），与先前建起的大殿有回廊相连，庖厨、浴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建筑材料“内室以砖，外门以石”。石坊对联为：“道阻当时滴千载英雄之泪，名传后世启万年忠孝之心。”门前照壁有石刻麒麟，民间俗称“活麒麟”。大殿中供奉三仁彩色塑像，座次为：箕子居中，比干在左，微子在右。三仁祠后经嘉靖十三年（1534）、四十五年（1566）、清乾隆七年（1742）多次重修，民国时仍有殿宇3间，现仅存清朝道光年间门额。
柏台，又名文昌阁，因位于城内正中心，故又名中心阁。建于明朝崇祯五年（1632），由曾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的邑人孙徵兰倡建。阁为一正方形发圈建筑，由阁心向四方发圈，形成十字形交叉路口，为当时城内交通枢纽，也是城内著名的地标建筑。阁的四门与城的东西南北四门遥相对应。阁的北门上嵌一石制横额，题曰“柏台”。阁高三丈有余，台上四周建有城垛，正中建一六角亭，形制壮观绝伦，为淇县一大景观。后来亭子倾塌，改建为三间瓦房。战乱时期，上置一尊五尺长土制铁炮。1955年曾对柏台进行修补，上建花墙。1958年因影响交通被拆除。
西坛火神庙，位于红旗路中段路北，相传为商代宗庙遗址，明崇祯八年（1635）改建为火神庙，邑民余变龙、关一总等置地8亩供应香火。清代正殿、陪殿整齐，西偏院为静室，有南北屋，民国初为戒烟所。民国时每年正月28、29两天盛会，有百戏杂耍。1949年后，庙内为西坛小学；1988年改建为红旗商场。火神庙南有一座戏楼，跨城河而建，青石砌基，石柱雕联，名为“骑河楼”。
八角楼，在北圈门外，相传为明朝勋臣沐英后代自燕到此避难之所。他先到云梦山学道，曾在北圈门外修祖师庙一处，在庙院北建八角楼一座。八角楼为两层，八脊攒尖顶，上层八面开窗，进门横额勒石题“遽觉”二字。
康叔祠，原址在今中山路阁南段18号，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户科给事中高遐昌捐地，知县王珩创建。民国初年尚有大殿一座，瓦皆琉璃，庄严宏伟。殿方三丈六尺，前两侧有陪廊六间，对殿为瓦房三间，大门出厦三间，阶高十层。民国十五年为淇县第一高小。抗日战争前，为民众教育馆址。日军侵占后，于1939年设为日伪医院。1949年后改建为建筑公司。
北关农神庙，位于北关东一里许，建于清代。古时立春之日，县官备纸牛一头，牛肚内放置花生、核桃等果品，到庙内奉祀，称为“迎春”。仪式完毕，将纸牛击毁，果品任人抢食，俗称“打春”。民国10年前后，每年2月24日，县长到庙附近扶犁一次，以示“亲司稼穑，关心农耕”。民国15年后，农神庙毁于战乱。
过街棚，位于古城北门拱极门以北20米、今中山街与红旗路交叉口处（旧为丁字路口），坐南朝北。以石砌塔型之台作柱，棚脊东西向，棚顶采用扣瓦形式，四角微翘，其状若翼。日本侵淇期间，因不便汽车通过，将西南角以木柱替代石台柱，使路口加宽二尺，但路面仍不过一丈五尺，仍为人车拥挤之所。1958年扩建街道时拆除。
七、市集商贸
朝歌古城的商业曾经非常兴盛，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在城内城外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贸易场所。元朝以后，受诸多因素影响，商业时兴时衰。明洪武时确立淇县之后，城内外商业贸易不断发展。洪武二十四年（1391），淇县人口为19102人，后世有增有减；明代中后期，淇县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迅速，人口由万历十四年（1586）的12369人增加至崇祯初年（1628）的38762人。
人口激增带来了商品市场的繁荣。嘉靖二十四年（1545）时，城内外规模较大的市集有县前街集、大街集、学巷集、南关集、北关集、东街集、新街集，后新增承宣街集。县前街（今上街路）与大街（今中山街）呈十字交叉，历史上这一带沿路两侧店铺鳞次栉比，是全城的经济中心。崇祯十三年（1640），淇县连遭旱灾、蝗灾，加之连年战乱和匪寇为祸，人口锐减“十之八”，仅剩7753人，工商业也一度陷入萧条。至清代顺治十七年（1660），全县人口恢复到14967人，而城附近只存北关集，其他诸集皆废。至乾隆十年（1745），城内外诸集已渐次恢复，有县前集、大街集、南关集、北关集、东关集、新街集、承宣街集。
据民国22年（1933）统计资料显示，全县店铺大部分集中在中山街和北门外一带，曾有“钱铺满地”之称。当时全县有粮行20余家，盐店8家，煤场8家，故衣店5家，瓷器店2家，焦蔗糖铺3家，鞋铺4家，染房5家，烟酒店2家，帽店3家，毛巾工厂1家，首饰店5家，绸缎庄3家，药材栈6家，洋钱铺4家，铁货铺6家、麻绳铺5家，酱菜铺5家，杂货店6家，麻棉布庄、洋布庄10家，肉铺2家，酒店3家，棉花店4家，皮货店3家，花布店4家，海味店1家，煤油店1家，洋货铺4家，文具店1家，点心铺5家，靛青业2家，成衣铺2家，理发铺2家，澡塘1家，饭馆2家，馍铺6家，合计150余家。主要商号有“万成”“隆盛永”“万顺”“同兴和”“福兴长”“双和兴”“德和成”“军胜”“德胜”“大昌”等。后因不断遭受兵匪骚扰，很多店铺倒闭歇业。
1927年至1937年，淇县商界成立商务会，简称商会，目的是维护商业利益，调解工商内部纠纷，收集国内外市场情报，介绍进出口贸易。商务会长由商家推选，后称商务会主席，任期2年，可以连选连任。商会地址设在中山街皂君庙胡同路北。
日军侵占淇县时，县城内有“天丰”“福茂”“大昌”“公义”“裕华”“天庆”等粮行 22 家，有“振记”（王振保）、“开记”（杨开印）、“清记”（范清顺）等理发店19家。同时出现宋老五、王秀峰、许艺、刘老德、王孔召、王赞荣、姜海宾、狄老贵等鸦片馆8家，加之各种赌场妓院等，淇县商业被搞得乌烟瘴气。
解放战争时期，淇县较大商号多数停业，仅存一些较小商号继续维持发展。1948年春，县城规模较大的店铺仅有“双和兴”等两家，整个商业处于萧条状态。
淇县当铺远自汉代，近至民国，在商铺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末，南门里李家在中山街中段路西办有“押当铺”，东街李某在东街北段路东设有“押当铺”，专供赌徒临时押当物品。民国时期，山西某人在县城中山街北段路西设有当铺，正门迎壁上书特大“当”字为招牌，以收取衣物等动产为抵押，每天提取2分利，俗称“当店”“当典”“当天”“山西老毡帽当铺”。当铺典当物品繁多，除衣物外，有金银首饰、铜锡器皿、农具等。1949年以后，典当业停业。
（撰文：王之珩 摄影：黄强、张胜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