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领导力的深刻误解
很少有像“领导力”这样被用得太滥、起到的却是反作用的术语。
首先，对这个词的真实含义，有着深深的误解。通常，领导者被作为“老板”的同义词，指那些占据高位的人——就像人们在这里的用法：“我们公司的问题是领导者担心变革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尽管对于那些身处权威地位的人来说，这个评价也许非常准确，但是把那些有职位权威的人定义为“领导者”既显得多余，又传递一种无力感。糟糕的是，它把领导力跟CEO或者总裁这些职位中体现的正式权威混为一谈。更糟糕的是，它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只有在这些职位上的人才是“领导者”。
有意思的是，“老板是领导者”的观点也背离了英语动词“领导”（lead）的本来的意义：它来自印欧语系词根leith，意思是 “跨越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领导力是向前迈进的一种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方式能够鼓舞（inspire）他人——这是另一个与领导力相联系的词，意思也很恰当地指“带来生命”。
把领导力和职务权威区分开来，是刘澜在《领导力沉思录》一书中谈到的领导力作者们几乎一致同意的一个要点。这带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这些如此杰出、知名的作者们都持一致意见，为什么这样的误解还持续存在？答案是，在这个主题上，人们有着强烈成见。
正是由于这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倾向于把职务权威混同为领导力。我不是说来自高层的或者等级职位上的人卓有成效的领导力不重要——恰恰相反。但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不管把身子转向何方，我们都面临只靠等级领导力——不管它是多么卓有成效——不足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看重职位领导力所造成的恶果是我们的注意力被灾难性地转移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力挑战
例如，各地的企业都在追求创新。但是这要求组织中上上下下的领导者要愿意承担风险，把大胆新颖的主意付诸实践，从中学习。成功的创新来自在技术、市场、战略以及运营等多个层次上的学习的协同作用，最终才能培育出广泛传播和经久不息的新思考和新实践。这样的变革不可能仅仅来自于高层的驱动。
更进一步说，越来越急需的创新将是重新塑造超越个别组织的更大型的系统的创新：在价值链的层面，在产业的层面，在城市的层面，在经济区域的层面，最终是在社会的层面。我们需要发展更绿色的城市。我们需要改变那些体现了惯性思维的实践，它们伤害了农业和渔业的整个产业。在这些产业，生态系统的破坏已经是一个危机：世界上一半的表层土已经在工业时代消失；三分之二的渔业已经崩溃或者正在崩溃。在这些产业，社会资本的丧失不仅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每年约有5000万人因为农业经济的崩溃而从农村移居城市，最终却屈身于贫民窟或者棚户区之中。
的确，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全球化新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就是我们需要建立再生型经济，而不是继续现在的攫取型经济。再生型经济效仿并强化它们最终依赖的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体系，这是系统化变革的挑战。这不但无法通过个体组织来实现，而且如果没有跨部门的创新，没有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参与，没有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进行合作，也将无法实现。培养并联合为系统化变革所需的不同形式的领导力，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领导力挑战。
这样的挑战使得重新探寻对领导力的更深刻的理解变得如此重要。刘澜根据他对“领导力大师”的研究，提炼出的八项修炼指向了这样的要求：更深入和更系统地思考，甘愿从失败中学习而不是假装知道所有答案，致力于自身作为人的发展和成熟而不是追求职位权力和相关的权谋。
工业时代的末日“时钟”
这种领导力转变的迫切性超出了许多人已有的意识，因为建立再生型的企业、产业和经济的必要性就在此时此刻。第一次，我们有了一个用以度量工业时代以及它所助长的攫取型经济末日的“时钟”：史无前例的全球气候失衡的危险。
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是唤起更深刻、更广泛变革的一声警钟，让人无法听而不闻，带给我们两个关键教训：（1）这与整个的全球工业流程有关，而不只是能源系统；（2）我们只能携手合作。
首先，气候变化只是一种症状，如果不发现其中深层次的病因，只是试图孤立地去解决问题，会把世界带入更加不宜居住的状态。今天，就当代工业社会的全部印迹而言，我们在使用一又四分之一个地球。想象一下，即使如果我们能够神奇地立即改用非石化燃料而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从而照常发展，很明显也只会让生态印迹进一步增加，最终会带来激烈的变化。
其次，这是个真正全球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同样也必须是全球性的。例如，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生产我们这些西方人购买的商品。既然在中国之外的我们也是其来源的一部分，那么这些二氧化碳排放量算谁的呢？同样，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和印度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要做的不是互相指责，而是一起工作——分享技术和制度上的知识；设计为碳排放量定价的合作机制，使得市场可以发出可靠的信号以推动能源效率和在非碳可替代能源上的投资；要求而且开发出其环境印迹明显更低的产品。
重新认识中国的智慧传统
这可以看做是重新思考领导力的一个信号，因为从攫取型转变为再生型经济体系在行为和预期上所要求的转变远远超出了政府政策和新技术之所及。新的政府协定很重要，新技术也必不可少，但真正的解决方案，最终将要求心的转变。解决方案将要求在内在的欲望和外在的行动之间取得一种新的和谐。核心挑战在于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面对这个挑战，我相信大多数关于领导力的惯性思维会一筹莫展。它们会失败，是因为它们过于专注在高层的领导力。它们会失败，是因为它们过于着迷于商业绩效，因而成为支撑惯常的经济政策的架子。它们会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利用创造力和真心关切的源泉，而那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简而言之，所需要的变革只能通过那些渴望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的人来实现，而那种生活方式是无法在工业时代的模式中找到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领导力沉思录》通过对西方专家的反思的总结，通过对领导者致力于自身修炼并努力看到更大的全局的强调，也许可以帮助中国读者重新认识自己的智慧传统。我个人的信念是，尽管中国和印度的传统知识中的大部分都已经在向现代化的疯狂冲刺的今天丧失，但是未来将证明，这些传统知识要比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蓬勃增长的市场重要得多。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领导力传统，这种传统的意义超越所有的文化，这种传统将以消费主义和工业增长中从未有过的方式把我们存在的各个领域互相联结起来。
关于这种领导力的最著名的说法之一记载在《大学》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连同许多中国之外的人，都知道这一段。对这些来自儒家传统的话语进行深思，并把其铭刻在心，这种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紧迫。就我所知，没有其他的定义，能够超越它对于塑造一个再生型全球社会的领导力使命的定义：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患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在儒家的领导力传统中，修身与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有领域互相联结。在这个意义上，与我们的社会和生态现实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来自于让我们变得更有人性，这是对所有人的要求，与正式职位无关。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扩张，那些非西方的智慧传统已经很不幸地被边缘化了。但中国和印度已经在塑造21世纪，而且很可能在未来数十年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如果在这么做的同时，它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智慧传统，而且将其与来自西方的智慧融合，那将会发生什么？
那将不只是“在世界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 in the world）而已，而将真正是“为世界的领导力”（leadership for th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