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或者以上的人，应该懂得什么叫“三种人”。当然，我这里完全剥离了它的时代印记，只借用它来反思自己比较熟悉的中国管理学术圈。“三种人”这里分别是“偏执狂”、“跟风者”、“弄潮儿”，因为我没有勇气用三个更加准确但又太过恶毒的标签。我声明，“三种人”只是针对那么一种现象的高度概括。至于联系到具体的个人，一个被称作“偏执狂”、“跟风者”、“弄潮儿”的管理学人也很可能是位可亲可爱的师长、朋友、同事和同行。不管读者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对人的极端复杂性的基本看法，我看到了很多好人的“另一面”。尽管自认是那个圈子的边缘人，但我也绝不能幸免于被称作偏执狂、跟风者、弄潮儿中的某一种。
典型的偏执狂有两类。第一类，科学主义信徒。他们被科学在诠释自然规律上的表现迷住了，彻底被征服了，他们手里有了科学这把榔头，世界就只剩下变量和函数了。幸好，尽管很多人喜欢用“科学”为自己的生活定调，人类生活似乎还没有完全被科学所“挟持”。当然，值得肯定甚至欢呼的是，科学藉由“工程学”已经渗透到人类的组织/群体生活当中，我也从不怀疑工程学已经和正在取得的巨大成就，比如运筹学在二战中的应用，比如项目管理在神州飞船上的表现。很可惜，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让飞船遨游太空，并不是人类的常态生活，甚至可以说根本不该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内容。
芸芸众生的生活更受制于“历史”、“传统”、“习俗”，以及这个物种固有的，他/她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诸多“基本需求”。我们今天所推崇、也质疑的那个会失灵的市场机制，是尊重并保证人类“知识分立”特质的一系列法则。我很想强调自己试图理解哈耶克时所获得的一个认识，“知识分立”是每一个人类个体不可缺少的价值，或者更直白地说，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组织历练都有可能介入到一个具体人的社会化过程，并对其进行严格地塑造！但我很怀疑谁有权力成为唯一合法、正当的权威，君临天下般告诫别人必须接受“它”的指令。很遗憾，偏执狂们对信念的坚持固然可敬，但他们犯了一个明显的认识论错误，更根本地，是本体论上的错误—科学，特别是伟大的自然科学也必须为自己划界！
第二类，人文主义信徒。尽管人文主义似乎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可能的共性是，关注人、强调人的自由、人的价值、尊重和公平。我很欣赏她把人当人，而不是一部机器，或者机器部件看的主张，我也认同她的非决定性。但很显然，她是历史性的，有时态的，作为一个参考标尺，她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但一味地鼓噪，或把她变成人类实践的严格法则，就会堕落成另一种典型的强迫症。在我看来，人文主义者更应该强调人类行为的“底线”意识，应该更加具有包容性。当然，也许我完全误解了人文主义。
跟风者
大量的跟风者是科学主义的徒子徒孙，他们看待世界那种“简化”的程度让人异常惊讶。他们从来不愿意弄明白，或者说没有能力弄明白为什么 “科学主义”成为唯一的选择会是个很大的问题。也从来不明白自己所“发现”的那些“真理（如果有的话）”，不仅不应该仅仅被用来指导那些“他者”的组织行为，反而应该首先反观“自己，自己的家庭，以及自己所在组织”的经验与那些“真理”的匹配性。遗憾地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往往只从形式上，就抵触、排斥那些没有采信“科学样式”的管理学术探索，并挖苦那些关乎人类历史、经验的不那么科学的“思想光芒”。当然，还有少量的跟风者是人文主义的徒子徒孙。他们几乎是对的，但他们同样违反了一个关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即“谁都没有权力给出人类生活唯一正确的答案”，也就是说，在这一立场上，他们堕落成了另一种 “类科学主义”信徒。上述两种人在对待鲜活的实践上也有共同点，他们只会认为现实是错误的，从不怀疑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继承来的那些未被自己消化的理念。
我从来不认为跟风者有牢固的信仰，他们有时候会亲近偏执狂，有时候也会亲近弄潮儿，同样遗憾地是，你和他们无法争论，因为他们只明白方法论，只明白方法，走不到深层次的认识论、本体论层面去。
弄潮儿是今天不论中外的所谓管理学术共同体的大部分中坚分子。他们聪明（不是智慧）、灵活、趋利避害、自鸣得意，他们最熟悉“科学主义”的研究进程和技术路径，他们每一天都在生产着“符合标准”的研究成果，当然，也还必须区分为“三六九等”。弄潮儿与偏执狂和跟风者不同的是，他们不糊涂，但缺乏信仰和理念，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那些研究本就没有太大的用途，甚至也不可能有什么用途，但他们绝不会幡然悔悟，不会放弃自己好不容易才构筑起来的学术地位和利益堡垒。更有甚者，他们中的某些人还热衷于刻意地拒绝质疑，还不辞辛苦地反对并打击那些质疑者、反抗者，将他们驱赶，将它们孤立。而对那些真正在应用管理技巧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实践者，也许碍于人家“成功”的光环，他们冷漠，所以只能是不理不睬。如果非要说他们也有信仰的话，我猜想那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它叫“主流”，在国内市场上，它叫“接轨”。
和有信仰的偏执狂不同，和只懂方法的跟风者不同，弄潮儿中的不少人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只不过，技术的娴熟和仅仅是接轨的成就，不足以拯救他们的矛盾和困扰。我们容易看到，他们中的不少人，总是想用机器的逻辑规制他人，而自己总要做自由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告诉别人如何做个魅力型领导，创造公平的组织文化，责权利对等的激励机制，而自己只想做个独裁者、主张赢者通吃、并且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和义务。
“国际接轨”被美化得空前重要，从而变成这三种人的共同渴望。我很惊讶，在我们这个还有不少人吃不好、穿不暖，没钱上学，病了必须回家等死的国家，怎么会用那么多纳税人的钱去“奖赏”一篇又一篇没有多少价值的文章，去“收买”一个又一个注定是束之高阁的研究项目，而且常常是数目惊人！我很奇怪，我们这个在各个方面都还没有资本、实力与“人家”接轨的国家，为什么会允许一小撮人偏偏在这个对社会没有太大贡献，充斥着浪费的“名利场”心安理得地独享接轨以后，甚至现在就比人家更高的待遇呢？
我对中国管理学术的评价标准很简单：它是否改善了我们对中国管理实践真相的认识（中国的管理从业者是否更聪明了），它是否激发着我们不断去提升中国组织管理的绩效（中国的各类组织是否更有生命力了），不然，有没有一群高质量或国际一流的“偏执狂”、“跟风者”、“弄潮儿”，对我们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大影响！
我们是需要更多真正的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工程师、科学家，他们应该享受到中国最好的商学院中最好的教授的待遇。即使再偏执，我承认我们也需要真正的管理学家，我是指泰勒、韦伯，以及德鲁克那样的大家。不要揣度我作为一个边缘人的“阴暗”，所以只剩下抱怨，我有我的信仰：“管理学术者的本分”和一个重要的生命法则—“出来混，迟早要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