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当正是在直接伤害方面，不正当管理与不当管理表现出彼此的差异。不当管理与员工的主观体验有关，同一种管理行为在一个员工看来是不当管理另一位下属可能会认为并无不当，不当管理对企业影响中，管理者至少不会被认为谙熟管理艺术。
在企业的不当管理而一旦下属感到自己遭遇了不当管理，他一定不满意，至少对企业没有好处。而企业的不当管理则不然，管理者有可能会被认为是“能人”受到追捧；而且可能不会有员工感到不满意，甚至当下会给企业带来好处，“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不正当管理与企业的不当管理侵犯的对象不同。管理因为现代生产需要组织而显得必要，如果不加以特别说明，这种必要性往往会被当作管理的正当性。事实上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管理的必要是相对于经营目标的一致性而言的，但是现代企业多元化的相关主体在利益的取向上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需要依法做出制度安排。
企业的不当管理对企业影响中，管理者的意志如果违背了制度安排，相关主体的利益就会受到不法侵害。正是是在不法性上，不正当管理的侵害行为同时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底线的挑战，犹如“窃国”。相比较而言，企业的不当管理对下级、部属、员工尊严的侵害或者积极性的打击，更像是“窃钩”。由此可以看出，不正当管理侵犯的对象超出了员工群体，而且性质更严重、手段更复杂。
在劳动力市场存在大量后备军的情况下，企业的不当管理对员工尊严的侵害、积极性的打击能够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本身就表明以人为本的主流价值观占据着支配地位，或者说组织内人际关系的和谐是一种主流价值观，否则就会被管理者一笑置之。而不正当管理则不同，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风愈演愈烈时，不正当管理往往会成为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生存状态，使得主流价值观徒有形式，或者在价值观多元化或者在所谓观念更新中良莠不分。
比如在通过钱钱交易获得商业机会的利益诱惑面前，内部员工对商业贿赂可能就恨不起来。同时，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企业的不当管理的存在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人性化管理成为一种奢求。
在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对管理者的要求很难精细到需要尊重劳动者的程度。一方面，粗放的经济增长包括对人口红利的吞噬，“萝卜快了不洗泥”，对员工的尊严感受可以忽略到不计，谈不上对不当管理的自律。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对旧框框的突破与不正当管理往往交织一起，泥沙俱下；投机者容易打着改革的旗号进行不正当管理，钻立法相对滞后的空子，使得花样翻新的不正当管理似乎得不到应有的规制。
按照科尔奈教授的说法，粗放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匆忙的增长”，“收入不均是民怨很大的，而且这种民怨是与日俱增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达到了一种愤慨的程度”，企业的不当管理对企业影响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正当管理作祟。
为了保证企业的成功转型，对不正当管理与企业的不当管理的校正缺一不可。按照科尔奈的说法，转型就是“从一个高速度的这种增长到一个和谐的增长”。这里的和谐不是与不正当管理的和谐，而是要扭转不正当管理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中国收入不均引起民怨，国家必须出手”：扩大劳动在第一次分配中的比例，让劳动者有尊严的生活。然而，校正不正当管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当劳动成本上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跑赢GDP增速之后，劳动效率能否提高，同时取决于不当管理能否得到遏制。特帕的研究表明，不当管理不但影响了员工的正常工作，而且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甚至家庭和生活，同样属于需要化解的不和谐因素，否则提高员工待遇的作用就很难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