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厄威克漫长的一生中,他的著述很多,其中一本并不算厚的著作《管理备要—70位先驱者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记载》,在管理学中具有特殊地位。
1951年,在布鲁塞尔第9次国际管理大会上,厄威克提出这本书的设想,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为此专门委任厄威克作为这本书的国际荣誉编辑。无论是厄威克本人还是CIOS,都十分看重这本书,它不是一本单纯的传记或者故事汇编,而是立意要对管理学的发展进行全面的鸟瞰和总结,使那些对管理学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先驱者走进经理们心灵的殿堂,传播他们的思想和学识,并为进一步探索管理学科的范围和发展的可能性提供借鉴。该书序言中坦陈:“本书并不是互相竞争的各国管理史的一种汇集,而是超越国界、世界范围的管理思想演变图景。每一国家由于同其他国家交流思想而丰富了自己经验的情况,可以通过阅读本书而了解到。”书名中的“Golden Book”,形象地表达了它的性质。
厄威克的写作别具一格。他对每一位先驱者采用“成就”、“简历”、“个人特点”、“著作”四个方面展开介绍。这些先驱的成就、简历和著作,有不少已经广为流传,真正体现厄威克写作风格的,是对先驱者个人特点的介绍。它生动地刻画出一个个先驱者的人格肖像,带领读者去见识前辈先哲的独特个人魅力。诚如厄威克的搭档布雷克所言,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
从献身精神这个角度来说,厄威克着墨较多的是泰罗和吉尔布雷斯。提起自己一直敬佩的泰罗,厄威克先从其性格着手,写道:“泰罗是一些对立冲力的结合。他的天才在内部冲突之中‘迸发出来’。他的父母都是教友会会员,在原则上独立而不妥协。他性格中的最强因素,就来自这种原则。他既不吸烟也不喝酒,甚至把茶和咖啡也看做是应予避免的刺激品。他喜欢说,在生活中,把职责看成是享乐比把享乐看成是职责更有意义。”泰罗的这种深受新教影响而具有 “强烈的新英格兰良知”的个性,对他的工作态度影响深远。按照厄威克的判断,泰罗的超人之处是他的使命感。“他如果纯粹做一个发明家,可能会有一个辉煌的前程。但他把那看成是自我放纵。每当他发明出一种有用的东西或改进了一种新思想时,他的社会良知就会插足进来并坚持要他去说服他的同时代人采用这种发明。他有一次把他发明事物的爱好说成是‘一种诱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泰罗的使命感之强。”
厄威克对泰罗的评价,不是立足于其成就,而是立足于其人格。在厄威克的笔下,泰罗是以人格取胜的。“尽管他为人严肃,但他却充满对人的同情和幽默感。他在米德维尔工厂是一位出色的实际经理人员。尽管他在早期同工人有过争斗,他的正直品格赢得了工人的尊敬,而他的极端热忱也感动了工人。他的一位同事说‘只要死人能听到他的讲话,死人也会充满热情’。带有悲剧性的是,在他的晚年,他失去了自己的朋友,他的工作也遭到别人的误解。认为他提出的管理方式是用来压制工人的,这对他是很不公正的。与他具有献身精神一样,他在性格上是民主的。他从早年到晚年,他极为勤奋的一生,是献身于为工人服务的。”以往的资料往往侧重于介绍泰罗的理论贡献,而这段文字却让我们了解到泰罗的人格力量。
谈起“动作研究专家”吉尔布雷斯,厄威克也别具一格。“由于他的孩子中的两个曾经写过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有趣的一本书(即《便宜了的十二个》),该书后来拍成电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于是存在着一种真实的危险,即以后的世代会低估弗兰克·吉尔布雷斯成就的深度和价值。家庭和电影中都需要笑声。他思想的奇特性和他极怕难为情都使得他的家庭生活更显得欢乐,但千万不要因此而降低他为管理事业和社会提供服务的严肃性、勇气、力量和献身精神。一个 44岁的男人,有着一个人口众多而且还在添丁的家庭,却放弃自己很赚钱也很成功的建筑承包业务而集中精力于新兴的管理科学工作,因为他认为管理科学对社会很重要,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性格的高尚以及对似乎同社会目标冲突的个人利益的不关心。他的确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他赢得并保持着‘美国第一夫人’(即吉尔布雷斯的妻子莉莲,她有“管理学第一夫人”之誉)之一的忠诚爱情就表明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品质。尽管他的孩子们可能常常同他一起笑和对他取笑,有时会感到他的直率的热情使人极为困惑,但一个小男孩由于‘失去了爹爹’而刻骨铭心地啜泣的镜头是他们父子之间关系的更为真实的记录。弗兰克·吉尔布雷斯是可爱而有趣的,但最重要的是在一个新颖的管理思想常常受到深刻怀疑的早期时代,使我们大量增加了管理的知识和理解的一个先驱者。”厄威克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没有这种羞涩和可爱,不了解这种对事业的忠诚和献身,还能有“动作研究之父”的成就吗?管理学著作关注于吉尔布雷斯的成就而忽视这个人本身,或者只看到他的风趣而忘了他的成就,是不是也是一种偏失?
如果说厄威克对泰罗和吉尔布雷斯的刻画采用的是白描手法,那么他对泰罗团队的两位人物—巴思和汤普森采用的则是例证手法,让事实本身说话。对于巴思,厄威克写到:“卡尔·巴思身材矮小纤弱,有着一副严肃的、教授似的容貌。他易于激动,并看起来有些傲慢。他虽然没有什么笑容,但富有生气的样子却足以对此弥补。”接下来,厄威克引用了科普利书上的例子。“卡尔·巴思曾经教过美国一些最大的企业家,但他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去讨好。在他较为年轻和活跃的年代中,他会到一家工厂中去报告按泰罗制进行改组会产生什么后果。他会毫不犹豫地表示他被改革前后的对比强烈地震动了。他会说,‘我的天啊!这就是你们叫做一个机械厂的!’泰罗听到了这些,会恳求他不要对什么都找碴—会恳求他讲些策略。于是卡尔·巴思不得不经历着把一只壶叫做一只锅的那种感情折磨。当以后在泰罗的那伙人中只要一提到这种语言上的策略,就会引起一阵荷马式的哄笑。只要看一看泰罗和巴思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那才真有意思!” 正是泰罗恳求巴思“讲策略”的调和,反衬出了巴思的正统。要知道,泰罗本人就已经够“认死理”了,比泰罗更甚的“认死理”,刻画出了巴思是多么倔犟。
与巴思的倔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罗团队的另一位中坚份子汤普森的耐心。厄威克写道:“桑福德·汤普森中等身材,瘦削但肩膀宽阔。他的力量和丰富想象力有时掩盖在新英格兰式的缄默之中。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使得泰罗赏识他的特殊品质是他那不知疲倦的耐心,这从下面的事实表现出来:他早年同泰罗在制造投资公司共事时,有一次他被委任连续48小时观察木浆的‘烹煮’过程,当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时,汤普森立即愉快地自愿进行另一次48小时的观察。这种持续耐心工作的能力以及无限的彻底性,赢得了泰罗持久的友谊。”
关于人际关系大师梅奥的个人特点,厄威克着重描写他的谈话方法。“许多论述社会技术的作者在言辞方面并不太内行,他们在实际环境中要不断地进行刺激。埃尔顿·梅奥则不是这样。观察他如何对待一批陌生的、有时在开始时带有怀疑态度的听众,本身就是实用心理学的珍贵教益。他的瘦小身躯靠在桌子上,手指不停地玩着雪茄烟嘴,他谈着话,而并不作报告。很难正确地评价这些‘谈话’的性质。这些谈话随便、清晰、幽默,充分表现了其吸引人之处,而它们的说服力和人道精神正表明了他本人的特点。”“曾做过他多年助手的朋友(即怀特黑德)写道‘我的同事会理解我下面所讲的:如果没有埃尔顿·梅奥把工作群体的活动综合起来的天才,如果不是他慷慨大方地让他的追随者享用他的思想和智慧,我们之中的某些人,特别是我,将无法领悟一个首次进入连续不断的技术演变而需进行社会调整的文明的关键问题。’”
在介绍辛普森·金布尔时,厄威克直接引用了《机械工程》杂志上大段的描述,“……关于这位精力充沛的院长有着这样的记忆。他以迅捷、稳定的步伐走进来,愉快地同人打着招呼。他那细长而好动的身体坐在一张写字台或桌子的角上,一只脚搭下来摇来摇去。他好心情地嘻嘻笑着,头歪向一边。极为锐利的眼睛闪发出兴趣和幽默。他的言行简单纯朴。他是一个热情和蔼、善意友好的人,像荷马那样重复一些他感到珍贵的老故事。
“其中有一个故事要有一些演戏的本领。那是院长在一次教工会议上扮演严肃而枯燥乏味的学院教授。站在一张桌子后面并用右手撑着,院长开始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学院式辩论,开头说‘从一个方面来看’在详尽论述了这个方面的各种观点以后,他改用左手来撑着身体并说‘从一个方面来看’而对问题作新的考察。这样,教授的客观分析详细论述了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各种可能争执之点,却没有得出一个简单明确的结论……”
“在这些及其他一些故事中,平凡的故事包含着智慧,一位乐观主义者再现和复述着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认为绝大多数事和人是好的,而使他的朋友忘记不好或不愉快的事件……他就这样说着故事道着别,用手迅速地在快秃的头上掠一下稀疏的头发,他就走了,使留下的人感到振奋和充实。”
社会生活中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人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之外,在人生的其他方面也同样精彩。在《管理备要》中就有两位以政论家身份活跃于当时国际舞台的德国犹太人。一位是工业心理学之父芒斯特伯格,另一位是德国管理运动的先驱者拉瑟瑙。
厄威克对芒斯特伯格是这样写的:“雨果·芒斯特伯格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一个杰出人物。有人说,从他光辉生涯的一开始,他就是‘风暴的中心,既是恶毒攻击的对象,又是无限崇拜的对象’。他是一个伟大的政论家,并力图影响事物的发展。他的书籍和论文是以通俗的形式撰写的。由于他日益成为社会知名人士,他同自己的学生接触的时间就少了……学生们看到他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太满了,不好去打扰他。当他在密室中同阿根廷大使交谈,宴请德国王子,同大都市的编辑谈话,为侦察局长作咨询,或款待一个可能资助拟议中的博物馆的富裕酒商时,肯定是不愿学生去打扰他的。”
拉瑟瑙曾于1922年任德国沃斯内阁的外交部长,并于当年不幸被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暗杀。厄威克写道:“奇怪的是,尽管拉瑟瑙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强烈主张民主原则,但在民主人士中却不得人心。他可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人物—一个宣扬必须有一种精神的企业家;一个为自己建造了一所豪华别墅但却攻击奢侈的富人;一个政治观点比在他工厂中向工人作宣传鼓动的任何一个人更为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家。他的家属说,从他内心来讲,他更像是一个哲学家和诗人, 而不像一个实干家。他之所以从事工商业,主要是由于责任感而不是由于他真的想干。他后期政治生涯的顶点是他作为外交部长于1922年在热那亚会议上的演讲。当时他为德国争得了第一个外交上的让步,并于同年同俄国签定了和平条约。他的被暗杀悲惨地结束了一个对德国的工业和社会持有理想主义哲学的先驱者的生命。”
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备要》记述对象不仅有管理学界比较知名的人物,另外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例如由英国到美国的亚历山大·丘奇、波兰人卡雷尔·阿丹米斯基(Karel Adanmiecki)和巴西人罗伯托·西蒙森(Roberto Simonsen)等。尤其是丘奇,长期被学术界忽略,厄威克及时发现并记载了他对于管理学的重要贡献,写道:“由于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作了大量的耐心调查研究,对这位几乎被遗忘的管理运动的先驱者有了新的发现。丘奇是一位极为羞怯和孤独的人。虽然他是会计和管理方面的一位权威,他却从未加入任何公认的会计协会、泰罗协会、美国工程师协会或其他工程协会。他拒绝任何要他在公众场合讲话的邀请,因为他没有面对一群人的勇气。但是,那些了解他的人说,他是一个极为可爱的人,是一位人们愿意与之一起工作的人。他有着使共事的人作出有益贡献并找到大家感到满意的妥协方案的才能,而这种才能不是所有的早期‘效率专家’都拥有的。他在工作上要求尽善尽美,几乎是一个艺术家。他不能忍受日常的例行公事。有时他会一连失踪几个星期,然后带着一种新的建设性思想重新露面。他从未结婚。随着年龄的变老,他日益孤独。有种传说讲他有着一些有钱的亲戚,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曾互相见过面。他孤独地死去了,在当地和大城市的报刊上都没有发讣告。但他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同管理运动中许多有名人物一样大,甚至更大一些。这个羞怯、孤独和被遗忘的人赢得了在《管理备要》这本书中的地位。”
《管理备要》的序言说:“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许多对这一知识整体增添了有创见和有价值的思想和发现的人可能不为人所知,他们的研究也可能为后来者所重复。”所以,这本书成为人们了解这些先哲的指南。更重要的是,《管理必要》的写作方式,把管理从机械、生硬、公式化的歧途中解脱出来,还原了人的中心位置,从而彰扬了这样一种理念:管理是人类的事业,是有血有肉的社会实践,是智慧和思想的闪光,而不仅仅是概念、数据和公式。正是这一缘故, 这本书才能成为经理人员的“金手册”。它要告诉经理的,是作为“人”怎样才能走向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