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斯金纳的书，使人不禁联想起安迪·格鲁夫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位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和前任总裁，在现实管理中靠着“偏执”打造了企业神话。而斯金纳则靠着自己的“偏执”，在心理学中开出了一片崭新天地。对于这种以“偏执”而出名的学者，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在斯金纳的偏执后面，隐藏的是一种什么冲动？
斯金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主义者。在科学与人文的争论中，他坚定不移地站在科学一边。对几千年来人文主义的发展，他几乎予以全盘否定。在他眼里，科学研究飞速猛进，已经把人送到了太空，把世界带入了电子时代，然而，人文研究却依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构建的迷宫里转圈。所以，当下急需的是用科学方法来改造人文研究，放弃以往从心灵、自由、尊严、人格、个性等角度探究人类奥秘的方法，因为它们统统不能采用科学的度量方法。心理学应当与物理学、生物学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科学的天下。
传统的人文研究认为，事实判断是客观的，是真假判断；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是伦理判断。前者可以验证，属于科学范畴；后者不可验证，不能采用科学方法。而斯金纳以自己的实验说明，任何价值判断归根到底都是事实判断，任何道德规范归根到底都是客观的相倚性联系。举例说，“诚实是美德”，这似乎是纯粹的价值判断和伦理规则，但是，“斯金纳箱”告诉我们，这不过是“说实话能得到正强化”的事实而已。所以，斯金纳认为，人类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不能用那些无法测度的主观感受来研究。说到底，人类是环境的产物，人的一切行为，包括人类创造的文化，都可以从环境与人类的互动中寻求科学解释。科学的基本要求，就是放弃一切主观臆断，而代之以客观的观察和实验。解决社会问题，要靠把科学引入人性研究来入手。从这一角度看，斯金纳认为“人是机器”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人类行为具有物理性质。换句话说，人文研究完全可以从科学的决定论出发，探讨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使心理学取得与物理学、生物学类似的进展。从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再到弗洛伊德，斯金纳认为都不值得一提，而从伽利略到牛顿再到达尔文，才真正代表了人类知识的进步。所以，斯金纳认为，以往人文学者津津乐道的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的区分，是一种虚幻的区分。他甚至斩钉截铁地宣布，价值因素也就是事实因素，人性也就是物理性。
对此，有个美国学者不无讽刺地说：“美国心理学已经用给人类赋予鼠性的观点替代了给老鼠赋予人性的观点。”而斯金纳对此坦然承认，并不辩解。他的大部分实验都是用白鼠和鸽子做的，但他的著作却基本上是论述人类的。他强调，人类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仅仅是发达程度的区别。所以，他以动物实验论证人类行为，更喜欢用“生物体”或“有机体”这些词汇。用一句调侃的话来说，在斯金纳眼里，你比小白鼠更复杂，不过是因为你的面部表情比小白鼠更多一些而已。既然人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也就没有所谓的自由和尊严。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斯金纳的偏执在什么地方了。正是这种唯科学是从的追求，使斯金纳在学术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执著，使斯金纳受到广泛的甚至是尖锐的抨击。无偏激则无深刻，无中庸则无管理。没有这种偏执，他就无法赢得他在美国心理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而正是这种偏执，使他在管理学中只能取得狭隘的一席之地。尽管这个一席之地是十分重要的，但激励并不等于管理全部。甚至仅仅在激励领域，斯金纳也只是其中一派。如果要把他的理论推而广之，那就有可能使管理学面目全非。
但斯金纳自己却不这么想。实验室针对白鼠和鸽子取得过令人信服的效果，所以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想法在人类中就行不通。既然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阳光和水分来决定植物生长的速度和方向，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控制强化物来决定人类的行为和发展。他有自己依据科学推论出的道理，在他自己家里，斯金纳曾经进行过类似实验，而且实验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小女儿。他为女儿德博拉设计了一个名为“空气摇篮”的机械保姆，基本原理就是一个放大了的斯金纳箱，用来对女儿进行行为强化。而且斯金纳还专门将这一实验撰文发表于《妇女之家》（Baby in a box. Ladies’ Home Journal, October 1945）。正是因为这一缘故，有人认为，斯金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到他抚养女儿的过程，就好像泰罗的科学管理中对效率研究的案例陈述。
斯金纳抚养女儿的这种做法受到广泛的批评，但他本人并不服气。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而且他还想把实验做得更大。1948年，他出版了一本小说《瓦尔登第二》（写于1945年，正是他给女儿做实验的年份）。他写这本书只用了7周，但三年后出版的这本书却卖出了上百万本。这部小说的名称，来源于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梭罗在他的书里，描绘了一个美国的世外桃源。而斯金纳却豪情满怀，希望通过严格的人为设计和训练，实现《瓦尔登湖》的理想。在斯金纳的这部小说中，他用完全科学的行为主义方式，按照自己的实验室原型，设计了一个理想社会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体系。在他的笔下，在这个想象中的千人公社中，人和人完全平等，孩子从出生起就受到科学的强化，强化的方向是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强化的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由此而诞生出一个和谐而健康的社会，替代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监狱犯罪精神病之类在这个公社统统找不到，甚至连酒吧也没有。而这种全新的社会，是严格遵循科学方式，用操作性条件刺激不断强化形成的。这本小说轰动一时，同时也备受争议。许多大学生相信他，有人后来还在弗吉尼亚按照小说的描写组建公社来进行社会实验；但许多学者也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质疑，认为这种乌托邦理想会走入《1984》式的迷途。可以说，这本小说，是美国版的《乌托邦》或《桃花源记》（有人甚至把这本书直接意译为《桃源二村》）。所不同的是斯金纳的设想不是一种单纯的愿景描述，而是具有技术细节的操作性描述，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人为安排的。弗吉尼亚的实验结果没有下文，无疾而终。
问题是，谁具有控制每个人乃至每个行为细节的权利？当然，按照斯金纳的操作性反射理论，人的行为是自主的。人还是人，并不等于巴甫洛夫的狗。然而，这种自主性完全由环境因素所决定。那么，环境因素又是如何形成的？斯金纳以“环境塑造人”和“人的行为创造环境”这样一种互动关系来说明。然而，从斯金纳最崇拜的科学立场来看，这种论证恰恰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死胡同。
所以，强化理论的是是非非都随着这种科学化的追求而出现了。一方面，斯金纳用强化理论为激励提供了严密的实验论证，促使着激励理论和激励实践的迅速发展，而且在现实中获得了明显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强化理论带来的弊端也随之出现。对技术的过于重视，用数字方式给自己确定位置，不管什么都要找出方程式似的因果关系，按照标准化的考试分数确定一个人的优劣，包括复杂的内驱力，都能以数学方式给出模型。甚至连日常生活中都渗透了这种科学式的衡量标准，如用胆固醇和血压血脂的高低替代了复杂的健康概念。如果遇到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科学现象，人们的习惯是绕开它。这些偏失，随着强化理论乃至激励理论的精确研究而弥漫于管理学之中。
在一个思想多元化、学术多元化的社会，类似斯金纳式的偏执并不可怕。但是，假如只有一种声音，假如只承认一种理论正确无比，那就会有点可怕。美国有人批评说，“瓦尔登第二”那种组织严密的公社，会使人不寒而栗，而公司的总部大楼，不过是有停车场和咖啡室的巨型斯金纳箱而已。对于强化理论，也有人批评说，过于迷信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以刺激方案代替了复杂多样的管理。这些批评，都使人警醒，从而防范管理学走入单一依赖强化理论的失误。我们有理由怀疑，如果只有斯金纳一种声音，如果管理学在接受强化理论的同时排斥其他思想，那么，这个世界，就可能变成巨大的实验场，人类和白鼠鸽子没有什么差别。当人们为自己的创造力沾沾自喜的时候，实际上同那些在笼子里“自主地”踩踏杠杆的动物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斯金纳的成就，同这些批评紧密相关。可以说，没有对斯金纳理论的最严厉的批评，也就彰显不出这一理论的价值。正是这些批评，可以使斯金纳的理论找到比较合适的定位。就拿在管理学中有重要作用的心理学而言，有斯金纳追求的科学化，就有马斯洛追求的人本化。这两种不同方向，是推动心理学以及管理学发展的必要张力。管理学的真正起点，管理学的内在逻辑，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即任何理论与方法的合理性与适用性都有局限，都有其边界。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包打天下，没有一种思想能够支配一切。只要放在有限的范围内，即经验已经证明适用科学的范围内，斯金纳的学说，依然光彩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