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科学或学科都建基于一个前提性的假设之中，这套假设在管理学中就是“有关事实的基本假设”，也即基于主流的一般理论的“范式”。
“管理范式”在管理学中的意义，一方面，它建构了管理学者、教师和作家，主导他们的研究旨趣，决定着他们的学思进路和言说的方式。管理范式之外的东西，他们将置若罔闻，很可能成为管理学的盲区或“无知之幕”。另一方面，它还建构了管理的实践者，“范式”，那些“有关事实的基本假设”，将成为他们管理行动的出发点，并且最终成为衡量他们行动的有效性的唯一准绳。
然而，基于管理“事实”的管理范式，与“事实”一样，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因此，从理论上讲，生生不息、变动不羁应是管理范式的“本性”，变化是不变的命题。但是，德鲁克批评说，尽管范式极其重要，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的领域，人们习惯于把范式当作一种“不证之明”、“不言而喻”、自明性的“绝对真理”来接受，很少有机会对这些前提假设给予批评性考察。
于是，在“定式”的支配下，人们丧失了明辨是非和有效行动的能力。大多数管理学者、教师和作家们成了误导者、讹传者甚或企业巫师，而管理的实践者——他们的追随者、笃信者——则成了盲从的败家子或管理傀儡。他们终将淹没在历史之流中。在管理的领域，“事实”、管理的成果或经济上的成就，永远是检验管理范式的有效性的惟一标准。
通常，人们为了构建一种新的范式，往往设法夸大旧范式的危害性，尽力把问题的严重性放大，从而为新范式的登场挪出地盘，为新范式寻找合法性基础。这一点，在《管理的新范式》一文中，德鲁克也未能免俗。他把20世纪30年代，也即从管理学研究肇始以来主要的管理范式（“有关管理事实的基本假设”）归结为以下7个方面：
2.企业应该（或必须）具有一种恰当的组织方式；
3.企业应该（或必须）具有一种恰当的管理人的方式；
5.技术和终端用户是一成不变和已知的；
6.管理的范围是由法律决定的；
7.管理的范围是由政治决定的。
当批判的靶子已经树起来，为了破一个旧范式，最便利最经济的办法，无非是列举与事实相悖的实例：这正是管理的经验学派的看家本领。作为经验学派的领军人物，德鲁克在剖析和批判旧范式时举重若轻。在他熟练的解剖刀下，旧的管理范式成了可恶的、不可救药的“独断论”。
以上所列的第1、2、3、4、5等几个范式，在管理的现实经验面前不攻自破。非此即彼、两极对立、僵化、机械化、教条式、绝对性思维，等等这些恶毒的名词，在德鲁克这里，都成了旧管理范式的代名词，成了“被讽刺的对象”。
而在对第6、7两个范式的批判中，德鲁克把法律和政治放置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旧范式的局限性显露无遗。管理的范围不能由旧的法律体系来决定，法律在新范式系统中只能成为一项限定性条件。一国的政治版图同样也不能主导管理的范围，“只能作为约束的机制发挥作用”。如果企业不能突破这两种旧范式所设定的限制，其竞争力也就被捆绑起来，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所带来的严峻的挑战。
有破有立，先破后立。通过对7个旧的管理方式的清理地基式的批判，德鲁克相应地提出了21世纪新的管理范式：
1.管理原则方面
1.1管理便是管理，“管理是所有组织所特有和独具特色的工具”；
1.2打破组织思维的定式，“学会寻找、发展和检验适合有关组织任务的组织形式”；
1.3管理不是管理人，而是领导人；管理的目标是并且仅仅是充分发挥和利用每个人的优势和知识。 2.管理实践方面
2.1管理不止是对内部的管理，“管理的责任是透过协调组织的资源，在组织外取得成效”；
2.2不是技术和终端用户，而是“客户的价值观和决策才是管理决策的基础”，后者将成为组织制定管理政策和战略的基石；
2.3管理范围不是由法律决定的，新的范式“应该具有可操作性，应该包含整个流程，应该关注整个经济链的效益和绩效”；
2.4国家的政治版图作为约束机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今后决定组织的管理实践的是组织的经营方式，而不是政治。
在论文的最后，德鲁克总结说，检验管理范式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要能影响组织绩效和成就的，就是管理的中心和责任”，不管是在组织内部还是在组织外部，也不管组织是可控的或是不可控的。
言下之意，既然德鲁克可以对传统的、旧的管理范式给予清理地基式的批判，进而埋葬了那些不合时宜管理烟雾，那么，同样地，在管理事实瞬息万变的“事实”面前，他提出的范式同样也将面临被批判，甚至被埋葬的遭遇，这只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当然，《管理的新范式》的分析进路与经过精心设计的新范式，并非毫无瑕疵，下面试举例加以说明： 1.旧的管理范式的局限性并非都是德鲁克的最新发现。第一，如“管理不只是企业的管理”，是包括工商企业、非营利部门和公共部门等所有组织的管理。这些“新”范式，至少可以上溯到30年前他所著的《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其它几个范式中对人的定义，对组织成效的外部性效应的考察，等等，也都可以追溯到30年前甚至半个世纪以前他的研究成果。第二，在《管理的新范式》发表之前，包括明茨伯格、哈默、圣吉等诸多重量级人物，就已从战略、组织流程与文化等领域对旧的管理范式进行了许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并且各自也都提出了具有解释力的解决方案。
2.德鲁克对管理范式先破后立在该文中或显粗糙空疏。就“破”而言，有时破得不够彻底，对旧的定式未能连根拔起；就“立”而言，或者因缺乏坚实的支撑点而欠缺说服力，或者破而不立，把问题重又丢回给读者。比如，在论文的结尾，他感慨地说，论文的目的是“提出问题”，抛砖引玉，而不是解决问题。他耍了一个“哲学家式”的滑头，就这样把问题和责任又丢回给读者。
最后，在研习《管理的新范式》的时候，跟学习其他“大师”的管理智慧一样，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需要跨越东西方文化上的鸿沟。德鲁克的论著——根据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他的管理思想是迄今为止最具有世界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其全球性的视野，对人类性问题的宏大叙事，对管理细节问题的微观体悟，给他好学的中国学徒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即使在德鲁克看来可以忽略或调整的只有10%的差异（比如他认为，组织中90%的问题都是普遍的，最后的10%是这些组织中所独有的文化、历史等因素），一到了管理应用领域，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就形成了巨大的难以逾越但必需逾越的鸿沟。虽然只有区区10%的个别差异，但其影响可能是根本性或支配性的。对细节差异的忽略和漠视，就很可能使管理的原则甚至管理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完全变了样，管理行动偏离了预期，管理的效果对组织犹同隔靴搔痒，甚至适得其反。且看当下的中国企业界，因为没能跨越这文化、历史的差异，许多在西方行之有效的的理论和方法，如目标管理、ERP、平衡记分卡、流程再造，又如今年来全民“韦尔奇热”，在热闹过后，企业的管理问题仍得不到改观，甚至对企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无视东西方在文化上这区区10%的差异，邯郸学步、南橘北枳，又将在下一波学习西方热潮中波澜壮阔。
想当年，德鲁克在《FORBES》（福布斯杂志）上发表此文的时候，管理的丛林里就像往常一样，又“树起无数的耳朵”。他的穿越时空的前瞻性和思想的批判性锋芒，在世纪之交再次响彻管理世界，为无数的管理才俊所倾倒。他所提出的新的管理范式，理所当然地将引导和塑造着21世纪管理的未来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