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问一位与商学院有密切业务联系的男士，怎么形容商学院过去一年来的态度。他立刻答道：它们就像一群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停顿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而一群水牛正冲它们奔来。”
这话也许有点尖酸，但有一定道理。在经历了一年的经济动荡和学术创伤后，多数商学院似乎已变得不知所措。
它们对整体课程做了一些调整，以回应人们对不道德行为日益加剧的担忧，并加强风险管理和金融衍生品等科目的技术课程。
另外，个别教授和院长提议，商学教育需要更加系统化或专业化，向医学和法学之类的学科看齐。哈佛商学院的拉凯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弗兰克·布朗(Frank Brown)是这一运动的领军人物。在一名哈佛毕业生的带头下，全球几千名MBA学生签署了一项誓言，声称他们以后的行为将遵守道德规范。此举毁誉参半，既有人热情响应，也有人大加嘲讽。
但从根本上说，商学院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吗？今年夏天，投资银行将再度开始招聘人手。届时，MBA毕业生会回避这些工作，还是会像他们的学长一样替银行家打工？
尽管许多商学院教授希望用几年时间来修补课程，但似乎他们大多不能考虑调整课程结构。在以两年制MBA课程为主的美国，情况尤其如此。
两年制课程存在一个固有的问题：债务。MBA学生不仅要缴纳学费，还必须过上两年没有收入的生活。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是全球奖学金最丰厚的商学院之一。根据该校数据，2009年哈佛MBA毕业生平均负债近7.7万美元。奖学金较少的顶尖商学院的毕业生负债更多。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谁会愿意读MBA？一个答案是，全球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管理人士竞逐这些令人艳羡的学位。但统计数字显示，他们是一个自我筛选的群体。
首先，他们是男的。粗略看一下顶尖商学院的统计数字：60%或更多的学生是男性。在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这个顶尖的两年制MBA，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3%。
其次，他们是准备承受以下风险的人士：投入整整两年时间，但读完后未必能找到高薪工作——本学年的毕业生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姑且不谈那些爱冒险的男性，对其他MBA学生来说，不管他们各自怀着什么良好的心愿，当他们找工作时，债务都会成为左右他们决策的一大因素。如果一个人欠着近9万美元债务，却拒绝一份高薪的银行工作，而宁愿效力于非盈利组织，那真是勇气可嘉。
在这一点上，那些开设一年制MBA课程的商学院也许会沾沾自喜。是的，它们的课程更加划算。但它们带来的许多问题与两年制MBA别无二致，从它们那里毕业的学生也与两年制MBA如出一辙。看看MBA学生的典型经历，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个特殊群体会给人傲慢自大、好斗和爱出风头的印象？明白所有这些因素之后，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MBA学生会被指责制造了本次经济危机？
如果商学院的任务在于帮助创建和管理成功企业，那么上述因素无一具有特殊作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商学院必须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何吸引广大背景各异的学生前来就读？其次，如何促进企业管理层性别的多样化？第三，如何教给管理人士那些他们在必要时所需了解的知识？
如果商学院不肯主动改变，那么它们或许会被学生逼着改变。随着攻读MBA成本的上涨，MBA学位所带来的薪酬优势逐渐减弱。英国《金融时报》在过去十年中为编制MBA排行榜而收集的数据显示，十年来，薪酬增长稳步下降。
以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的排行榜为例，在美国十佳商学院中，有八家商学院的毕业生报告称，从开始读MBA算起的五年内，他们的薪酬增长了两倍多。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哥伦比亚商学院(CBS)，在250%以上。
但在今年的排行榜中，薪酬增幅已经减半。哥伦比亚商学院依然是增幅最高的，但也只有121%。有朝一日，学生们可能真的会决定用脚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