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常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但今日的种种大声宣布：我们并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样。事实上，更精确的称呼是“会为自己辩护的动物”。怀疑论者常常陷入如下迷惑：当一个主流观点被富有理性的证据证伪时，一些团体会牢牢坚持过往以来的错误；另一些接受新观点的人既不会虚心请教原因，也不会表示知晓真理的谢意，更不会坦言自己的无知。为什么人们更乐于为错误的信念、行为、规范辩解，而不是吐故纳新？这里面就要说到一个心理学理论“认知失调理论”。
MBA智库百科释义：认知失调是由费斯汀格提出的，是指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等的认知成分相互矛盾，从一个认知推断出另一个对立的认知时而产生的不舒适感、不愉快的情绪。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一般情况下，个体的态度与行为是相协调的，因此不需要改变态度与行为。假如两者出现了不一致，如做了与态度相违背的事，或没做想做的事，这时就产生了认知失调。认知失调会产生一种心理紧张，个体会力图解除这种紧张，以重新恢复平衡。
1.因为恐惧而找的理由
费斯汀格创立这一理论的灵感来源于1934年印度发生的一场大地震。地震后，调查者发现灾区之外谣言盛行，说还会有更大的灾难。为什么谣言发生在灾区外而不是灾区内呢？印度心理学家杰蒙纳·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研究后认为：谣言不是用来增加恐惧，而是用来为恐惧辩护的。灾区外的人无法解释自己没有受灾却也恐惧，为了给自己的恐惧找个理由，所以产生了谣言。另一位心理学家达甘南纳·辛哈对灾区内的谣言进行研究，发现这些谣言都是报喜不报忧，如预告短期内会修复水源等。因为他们的恐惧已经有理由了，无需再另找理由。这大概是最早的关于认知失调的假设。
1957年，费斯汀格出版了《认知失调理论》，系统地提出了认知失调的理论假设。人的心理包含各种认知元素，它是个体对环境、他人及自身行为的看法、信念、知识和态度。这些认知元素之间的关系可能有3种：协调、失调或不相关。“我吸烟”和“我经常看球赛”是两个不相关的认知；“我喜欢足球”和“我经常看球赛”是两个协调的认知；“我大量吸烟”和“吸烟有害健康”是两个失调的认知。
费斯汀格认为，人们为了内心的平和，需要一种认知上的一致性。认知失调会让人内心产生紧张和不愉快的体验。这种心理上的不适将推动人们去努力减少失调，达到协调一致的目的，并且人们会积极地避开可能增加失调的情境和信息。这就是费斯汀格提出的两大基本假设。
一个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却又抵制不住烟瘾诱惑的人，如果不采取一些办法解决或减少认知失调，他的内心是无法平静的。费斯汀格认为解决的办法有三种：改变行为，如戒烟；改变态度，“我喜欢吸烟，我不想真正戒掉”；引进新的认知元素，“吸烟可以提神”，等等。“戒烟是很不容易的。设想一个人戒烟失败了，他会怎样去减少不协调呢？十之八九，他（或她）会试图在‘吸烟导致癌症’这个认知上另作文章。”
费斯汀格还认为，认知失调在强度上是有区别的，失调的认知越多、越重要，失调程度就越大。
２.为了1美元撒谎，这说不过去
认知失调研究史上最经典的一个实验在1959年展开。为了检测自己的理论，费斯汀格和其助手詹姆斯·卡尔史密斯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被称为“不充分合理化实验”,又叫“被迫依从”实验。实验对象是一些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实验分成三个组，每组20人，他们被要求做一些枯燥无聊的活动：据说是把一些卷轴装进一个盘子，然后再一个个拿出来，然后又放进去，一直重复半个小时；然后，转动记分板上的48个木钉，每根都顺时针转动90度，再转动90度……又做了半个小时。
为了避免心理暗示影响实验结果，“实验中充满了巧妙的骗术”。研究者告诉每个被试，实验的目的是想看看一个人对某事的预期，是否会影响到他完成此事的效率。并对他说，他是在“无预期组”里，而其他被试会被告知说这“活动”很有趣。但不幸的是，本该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下一个被试的助手因故不能工作，研究者表示愿意付一定的报酬，请求该被试出来帮忙。于是该被试对下一个“被试”（其实是研究者的同伙）声称他刚才参加的活动是很有趣的。
研究者给被试不同的报酬：其中一组是每人1美元，另一组是每人20美元。还有一组是对照组——对照组没有撒谎。最后，研究者让他们填一张问卷，写下自己对活动的有趣程度的评价，结果发现：实验组的评价高于对照组（-0.45），而且1美元报酬组的评价显著高于20美元报酬组——分别为 0.35 和-0.05——即得到1美元的大学生们认为活动是有趣的，而得到20美元的大学生们依然认为活动是枯燥无聊的。得到1美元的被试的态度改变最大。
这是为什么呢？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在当年的《变态和社会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论文《被迫依从的认知结果》认为，被试做了一个无聊的活动，却对他人撒谎称活动是有趣的。得到20美元的被试有很好的外在理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得到1美元的被试却找不到这样的理由——为了1美元而撒谎，这是说不过去的。为了缓解内心的失调感，被试改变了自己的认知——活动确实是很有趣的，我没有撒谎。
这就是费斯汀格认知失调理论的一个重要预测——反态度行为(attitude-discrepant behavior)，又叫“与态度不一致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做了与自己的态度不一致的行为，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如果他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做（有利可图或被迫无奈），就不会体验到太大的认知失调，因此态度改变较小；反之如果理由不充足，就会体验到较大的认知失调，从而态度改变较大。
虽然费斯汀格把实验名字叫做“被迫依从”，但他其实是认为个体的这种依从不能是被迫的，而是自由选择的，只能称为诱导性依从。他说：“如果某个人被诱惑去做或去说某件同他自己观点相矛盾的事，则个体会产生一种改变自己原来观点的倾向，以便于达到自己言行的一致……用于引发个体的这种行为的压力越小，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越大；压力越大，态度改变的可能性越小。”后来的研究果然证实了“有选择自由”是引发认知失调的一个条件。
这一实验曾引起激烈的争论。据说，费斯汀格预料到这个新观点将挑战许多早期理论，因而可能会受到那些理论的支持者的批评。为了反击这些批评，费斯汀格对实验组被试撒谎的片段进行录音，由两个并不知情的人各自单独进行评定。统计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撒谎的内容或说服力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实验结果唯一剩下的解释就是认知失调。
1.改变认知。如果两个认知相互矛盾，我们可以改变其中一个认知，使他与另一个相一致。
2.增加新的认知。如果两个不一致的认知导致了失调，那么失调程度可由增加更多的协调认知来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