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此逻辑者，其思想多存一幻想：企业文化可以无中生有。“企业文化”一词盛行当下，诸多企业管理者言及管理必论文化，少数管理咨询师亦多视其为企业百病之首。然，实事求是讲，“企业文化”虽常闻于耳边，但诸位可曾清晰明了、笃定泰山、十拿九稳、胸有成竹地知晓企业文化为何物？而今是否仍怀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模糊？
企业文化在我等工作中若即若离，似如“远看山如画，近听水无声”，有形可表却又无迹可寻，故使诸多管理者和学者常怀“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之叹、之惑，其可谓管理学第一谜题。企业文化究竟为何物？我曾论与诸友：企业文化是法规制度的产物，不可能无中生有。
以时下“广场舞文化”为例，文化若能无中生有，借予诸位诸葛亮之智及孙悟空之能，孰能造出广场舞文化（非广场舞活动）于欧美诸国，鄙人立马跪下唱《征服》。欧美国家何以造不出广场舞文化？理由很简单：在私有制欧美，除马路及荒野，多数地界皆有其主，若想跑到他人地界起舞，他人要么向你索费，要么告你非法入侵；即使国有公共场所，想跳广场舞，须申请、登记，而后给你限地界、限时段、限时长、限人数、限规模，甚至纳税缴费，否则视为非法集会；遇有他人报警言其扰民，顷刻取缔。国人于罗浮宫及莫斯科红场起舞受阻即为此故。相反，公有制中国，多数地界皆为国有，归属全民，除商业活动外，对在公共场所自发性的群众健身活动多无限制（公共场所另有规定者除外，如天安门广场）。
同时，诸多广场舞论法虽属扰民可取缔，但《党章》规定我党宗旨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故对群众需求既论法亦论理（西方则论法不论理），以致“百姓扰百姓”、“多数人扰少数人”等违法行为在执法上遭遇“法律违反宗旨”的逻辑尴尬；再者，我党立志为民谋利，故对群众合理性健身需求，即使与法不符，除非危及国家安全稳定及他人根本利益，否则必将满足支持。且，因改革开放政策及经济制度推行，百姓愈加富足，如此方有时间、有精力遍地起舞；中国百姓若生于非洲或中东，恐将无此雅好者。恰因上述国策、制度等共同作用，广场舞文化方存开枝散叶土壤。
所以，文化产于法规制度，不可无中生有。其实，祖先亦早明此理，成语有曰：“约定俗成”，又云：“法立于上则俗成一下”。“俗”为何物？“习惯“而已；“习惯”为何物？“习惯”即某一自觉行为。一人习惯曰性格，十人习惯曰风气，对企业而言，百来号人的习惯即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若不能化为行为自觉，谓之文化乎？时下，诸企业管理者因不解企业文化本质，喜将口号、愿景、理念当作企业文化喊，力图通过拉横幅、贴标语、挂图板、制展板、做橱窗、镂金字、搞活动、办报纸等生造文化，甚至重金聘请专家助其打造文化，结果呢？对员工而言，结果或将如此：“尽管你喊的口号很响亮，但我孩子的哭声比这更响亮；尽管你画的愿景很美好，但我个人的愿望比这更美好；尽管你定的理念我很认同，但干完今年我可能就辞职了”，遇此情况，口号、愿景、理念可化为行为自觉乎？谓之企业文化乎？或只谓为管理者的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总之，企业文化非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其源于规定制度、产于规定制度，是规定制度的沉淀。故而，若想脱离规制造文化，或为水中捞月，或将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