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身上有两条虫：一条是可怜虫，一条是讨厌虫。可怜虫发作的时候带来怜悯，讨厌虫发作的时候带来反感和不喜欢。谚语说了上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它缺了下句：讨厌之人必有可学之处。
对讨厌机制的研究，心理学家说：“当我们讨厌某个人时，往往因为对方身上拥有和我们相同的缺点。”对方将我们的缺点暴露出来，所以我们也将讨厌他的情绪表达出来。这是讨厌发生的秘密。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推翻了前人的经验，即优秀领导人身上一定具备卓越的品质，类似于“成功管理者的十大优点”云云。错!德鲁克的研究发现，那些所谓全能类型的人，实在是太难找了，有个别虽然符合条件，表现出来却是工作效益极低。德鲁克发现卓越领导者之间的差别，就跟医生、教师和小提琴家等其他职业一样，有不同的类型，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常常不具备赞美之词所描述的那样与众不同。
完美的化身是不存在的，人们必须面对与他人的种种不适。
细数身边，总会有最讨厌的人存在。
就连传播学巨擘麦克卢汉也坦承，他曾受到讨厌的困扰：“有许多年，直到我写《机械新娘》，我对一切新环境都抱着极端的道德判断的态度……我几乎拒斥现代生活的一切。”后来，他将这种负面情绪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他说：“但是我逐渐感觉到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无益无用。”他开始意识到 20世纪的艺术家——济慈、庞德、乔伊斯、艾略特等人发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建立在认识过程和创造过程合而为一的基础上。他意识到，艺术创作是普通经验的回放——从垃圾到宝贝。
“我不再担任卫道士，而是成了小学生。”麦克卢汉最后说。
讨厌是一种感性的说法，如果我们理性地看待，几乎最讨厌的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之处。人们的普遍应激反应是同情弱者、讨厌强者。强大者必有讨厌之处，最讨厌的对象往往是因为强大而“获罪”。美国哲人爱默生说：“所有的英雄最后都令人讨厌。”抛开这一点不说，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话，最讨厌的人只是少数派，他们的存在能够让人看清楚存在与不足。从讨厌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是对待周遭事物最好的方式。
刘索拉有一本书叫《活着就是为了寻找同类》，这是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活着绝不是为了讨厌异己。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有评论家说：最讨厌的人是世界的另一个我。此话不假。最讨厌的人的优点是有待发现的幽灵。
在异己和类己之间，异己最容易成为讨厌的人。无论是国家、城市还是个人，观念的不同很容易造成分歧、谩骂与讨厌。如何对待异类分子，是宽容、借鉴、欣赏、接纳，还是怀有偏见，这绝非是成功学的选择，而是基于一种心智的成熟。
尼采这样说：“如果我们不能胜任善，善就令我们讨厌。”他解决了一个哲学问题。我们讨厌的对象，是我们所不能胜任的事物，哪怕它是善。如果我们不能胜任学习，学习也会令我们讨厌。之所以有最讨厌的人存在，因为那也是个我们不能胜任的人。没有任何道理不去学习他。
伯特兰·罗素评述尼采时则说：“我讨厌尼采，因为他喜欢冥想痛苦，因为他把自负上升为一种义务!”但是这并未影响罗素对尼采的学习，他甚至是因为无法做到像尼采那样冥想痛苦、把自负上升为一种义务而懊恼。
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开启的是学习模式。可是人们也会担心，“我终于变成我所讨厌的人”，这种风险也是存在的，因此有人打趣道：“当你变成你所讨厌的人时，你就成功了。”讨厌是刹车，学习是踩油门，在经济提速的历史快车道，讨厌使人清醒；而在如今金融危机的滞速车道中。学习则使人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