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杉资本向来关注新技术、新经济，沈南鹏带给中国人的红杉资本却一直在那些人力资源密集、成本低廉和附加值相对不足的产业里发力。这意味着什么？沈南鹏说，在中国投资，我主要奉行三个理念。
1:
投资项目看中“中国消费”
当代资本一般都比较看好新技术与新经济，在美国硅谷，投资家们都将精力关注在所谓技术革新上。但在中国，体现的则是另外一个场景：能够有爆炸性成长的行业非常多，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软件等行业。中国软件行业的增长可能还比不上一些所谓的传统行业。比如中国的体育用品市场，我们肯定认为它是一个很传统的市场，但它每年的增长率远远超过软件行业。
哪些属于传统行业，哪些属于新兴行业？对我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行业有没有爆发性、前瞻性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行业变化的格局，而无需去定义传统与非传统。比如我们所投资的匹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制造的消费产品。30年前它还只是耐克和阿迪的加工厂，跟很多福建、浙江、江苏的知名企业一样；但10年前，匹克的经营者意识到中国消费即将突起，于是开始打出“匹克”这张商品牌，现在做到与李宁、安踏齐名，进入前三。这是一个我们在中国投资的最经典案例。
另外一个公司，我们的投资也成功，就是利农。它现在是中国领先的绿色蔬菜生产商，在西兰花、小南瓜、樱桃、番茄市场上拥有第一名的市场力。这些都是传统行业，在美国，这些行业的格局已经形成，很难产生大的公司。但对中国来说，这是红杉的一个巨大机会。这是美国的投资基金不可想象的。而且，这里也需要高端技术。以色列的农业走在中国前面，所以我们从那里引进了一些高端技术。
在很多地方我们借鉴海外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但我们的立足点一定在中国。选择投资对象时，我们很少投资那些主要以海外市场为主的企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才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某种产品只要能够在中国被大家所欢迎，那它的增长潜力将非常非常大。从匹克的衣服到利农的蔬菜，就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也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一个更重要的旋律。“中国制造”是将生产的产品卖到海外去；而“中国消费”就是生产自己的品牌，在国内消费。
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那就是中国经济整体对外的依赖度太强，而我们的内需市场不足，拉动不足。作为投资人，我是这么看待的：经济危机来了后，很多人怀疑中国的内需，但从我们企业自身的发展来看，还是处于一个高增长阶段。当然，这里有一个所谓的规模问题，当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一些基础方面的增长不会因为金融危机有太大的动荡，当然一些中高端产品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体育用品、蔬菜等都是人们离不开的。
2:
谁是企业股东并不重要
什么样的资本适合从事什么样的产业，应该由资本本身决定。总体来讲，现在其实是一个更开放的市场，无论内资还是外资，只要你有好的管理理念，有好的投资方向，有好的经营团队，那你肯定可以赚到钱。有人说在中国做生意，教育费用会过分高企。我认为，从大的环境来讲，中国的投资环境是越来越良性。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所需要的应该是一个很低的教育成本，而且政府的支持非常明显，尤其是对创新行业的支持全世界少见。
投资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谓的政府参与，政府所关注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就是你的投资最后能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比如，政府给一些大学生提供二三十万的创业贷款，这些资金的投入比我们风投进入的时间还早，而且既没有股权要求，也无需担保，只是说帮助这批达到一定标准的年轻人创业。这在美国有吗？可能没有。
真正的自由竞争是很难的，我们涉及的行业也并非全都自由竞争的行业。在我们所关注的行业中，有的有政府监管，比如媒体行业、互联网行业、医疗行业，有的则相对少一些，比如消费品行业；有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比如新材料、新能源，并享受一些政府补贴。不管做什么投资，政府是支持还是不支持，都不重要，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市场竞争力。比如在房地产行业，万科做得很成功，我相信这里确实需要对宏观政策的正确解读，但万科在管理上的出类拔萃也非常重要。
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资本的转换过程，对于企业而言，股东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经营机制有没有建立起来。对于不同的企业而言，不同的企业形态决定了不同的经营机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企业经营者、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是一个企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中国的企业特别热爱多元化，红杉美国作为全球回报率最高的一个基金，在过去三四十年的年平均回报率超过50%，这已经是一个奇迹。在中国，过去五到十年里也有不少企业平均成长率在50%。
投资专注不专注，关键在于这个行业有没有持续增长的可能与潜力。今天，如果我是企业家，一旦看到某个行业或企业有50%的持续增长潜力，那我就不会分散投资，因为再去投资的企业能否做到50%成长还是一个疑问。但如果这个企业每年只有10%的增长，那我就会拿出一部分资金到外面寻求有更好回报的投资机会。作为股东与管理层，应该更多的是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然，这个核心竞争力可以延伸到某个业务的中下游。
在资本市场上，上市公司的透明度应该越来越高。这里牵涉到一个知情权的问题，至少企业的股东都要有知情权，在国内，这个现象很少有人思考。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企业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你越透明，市场就会给你更高的议价。这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规律。那些治理机制好、透明度高的企业，投资者对它信任度高，而信任越高也就意味着它的市盈率越高，这样公司股东和管理层都会得益。
3:
坚守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企业家，都有很强的家国意识，希望产业救国，这是一百年来的一个恒久的主题。因为教育环境与成长环境的关系，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也有这种心结。我想，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与我们一起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合在一起的力量肯定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在政府资源、政府资金以外，还有一些民间力量在帮助不同的行业成长。比如荣氏家族，张谦，这在当时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
我认为，企业需要赚钱给股东回报，但同时也必须考虑巨大的社会效应。因为企业所谓的利润，尤其是暴利、高端利润，都来自于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你不可能成功。作为企业家，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这就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包括回馈社会，未必就是说做多少慈善。慈善很重要，但慈善的背后是如何将社会责任感提升。
借用谷歌的话来讲，作为基金，我们的社会责任就是不做欺诈性的事情；同样我们的基金要投入那些阳光企业、对社会有很大贡献的公益行业。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今天有一个赚钱机会，但属于短期行为，而且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有限，你做不做？仔细想一想后，我未必会去做，我应该将时间与精力花在打造一些早期的企业上。其实，投资早期企业非常辛苦。
做投资，你必须思考一些国家关于宪政、法制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国内做投资必须思考，也必须面对的问题。我觉得，中国的法制环境越来越好，现在的问题可能更多地存在于执行层面，就是怎样使政府能够在执行上有更高的效率。对我来说，做投资家可能比做企业家更好一些，因为我不太关注细节，作为企业家来说还不够。但作为投资家，至少还能及格。另外，过去我们走得比较快，有些事情是事在人为，但有些事情还是要依靠整个环境。
我作为投资家，还是觉得时间有些短。我真正开始做投资其实也就十年时间，现在，我们投了近50家企业，这个速度已经非常快。对企业来说，聪明与灵活不是重点，关键是能够不断积累。投资是一种文化，我们正在摸索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成熟的、长期的投资之路，它的出现需要时间。我相信，四五年之后，我们的投资肯定比以前更好，就如红杉所坚守的一句话，“下一个投资是最好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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