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分类新规百日，7月其他垃圾清运量同比下降26%，需要焚烧处理的垃圾减少
混投难题待解 全市铺开“盯桶战术”
8月8日，天坛公园，永外街道办事处组织社区居民参加“垃圾分类，你我同行”健步走活动。图为垃圾投放点，居民把分类垃圾卡片投放到相应垃圾桶内。记者 吴宁 摄
参加昨日健步走活动的居民依据卡片内容进行垃圾分类。记者 吴宁 摄
7月30日，东城区新世界家园，社区工作人员把垃圾分类说明送到居民家中。记者 吴江
7月30日，东城区新世界家园，居民将一袋厨余垃圾投入装有破袋器的垃圾桶，破袋器会打破塑料袋，倾倒垃圾，再将塑料袋转入其他垃圾桶中。记者 吴江 摄
8月8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满一百天。
截至7月底，北京市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1764吨，较5月增长了137%。在一些社区，愿意破袋投放厨余垃圾的居民逐渐增多，垃圾桶站旁的志愿者一如既往地坚守，“看到不分类的居民我就直接跟对方说，不能怕掉面子。”
为引导更多普通居民参与，北京将全面铺开“盯桶战术”，动员七类人员下沉社区参加桶前值守。北京市城管委推出的“垃圾分类宝典”微信小程序，可以用文字、拍照或语音查询垃圾类别。还有不少街道和社区用上破袋器等“神器”，降低投放难度。
经历20年探索后，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正迈入新阶段。
增长的厨余垃圾分出量
8月2日上午6时50分，东城区崇外街道新世界家园，刘敬芸穿着垃圾分类志愿者绿马甲，戴上手套，提前来到6号楼下的一组垃圾桶站。
她先检查各个桶里有没有分错的垃圾，重点查看了垃圾量最多的厨余垃圾桶。然后用竹夹子从厨余垃圾桶中夹起一袋垃圾，用手破开塑料袋，把饭菜残渣倒进厨余垃圾桶，再将垃圾袋扔进其他垃圾桶。
今年6月底，北京公布《厨余垃圾分类质量不合格不收运管理暂行规定》，厨余垃圾的收运管理更为严格，如果其中明显混有其他类别垃圾，即判定为分类不合格。“从社区垃圾桶里的投放情况来看，愿意破袋的居民在逐渐增多。”刘敬芸表示。
据她观察，社区里愿意垃圾分类的以老年人居多。“站岗的时候，看到不分类的居民我就直接跟对方说，不能怕掉面子。遇到实在不听话的，就把他们丢的垃圾重新分类。”
分拣垃圾并非刘敬芸的职责，而是由物业派遣到新世界家园的两名专职垃圾分类指导员负责。“但看他们两人每天分拣也很辛苦，空闲的时候，我就帮着分拣一些。”
今年71岁的刘敬芸早年在建筑行业工作，退休后已经做了十多年社区志愿者。今年4月，社区发通知征集垃圾分类志愿者，刘敬芸主动报名参加，成为新世界家园13名垃圾分类志愿者之一。
北京疫情防控响应等级下调后，崇外街道和其他社区一样恢复了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刘敬芸也参与其中，为居民上门递送垃圾分类倡议信和分类指南。厨余垃圾分出量是当前评判垃圾分类成效的一项指标，崇外街道监控平台数据显示，7月20日-26日，该街道厨余垃圾分出量比前一周增加了2546公斤，增长5.4%。
北京市前端垃圾分类整体情况也在回暖，据北京市城管委统计，7月北京市家庭厨余垃圾日均分出量1764吨，较5月增长了137%；7月其他垃圾清运量日均1.996万吨，同比下降26%，意味着需要焚烧处理的垃圾已经减量。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防疫期间街道社区形成了精细化管理模式，居民也养成了卫生习惯和规则意识，将成为垃圾分类推动的优势。“原先参与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力量可以分出一部分负责垃圾分类的引导和监督，考虑到各街道社区条件情况不同，应将好的垃圾分类经验总结推广，存在问题的监督补齐短板，尽快形成全民参与的氛围。”
混投问题依然突出
不过，新版生活垃圾分类仍有难题待解。
8月1日清晨6点，65岁的杨福群（化名）骑着三轮垃圾车，来到丰台区芳星园三区东侧的一处分类垃圾桶站，开始当天的第一次垃圾分拣。
他熟练地用一把长竹夹将厨余垃圾桶中的塑料袋、外卖盒、香烟盒等杂物挑出，扔进一旁的其他垃圾桶。隔了一个夏夜，高温使厨余垃圾在桶中发酵，即便隔着口罩，酸臭味仍如潮水般涌入鼻腔。
用半小时将这一处站点的各类垃圾桶分拣完毕后，杨福群继续清扫小区道路、为居民楼打扫消毒。每天6-11时、14-17时他在小区工作，周末休息半天。工作时间内，这些流程会重复多次。
杨福群的本职工作是芳星园三区保洁员。今年5月1日，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新规施行，芳星园三区还没有专职垃圾分类指导员，物业保洁员就担负起了垃圾分拣任务。时隔三个多月，虽然小区居民楼内、垃圾桶站旁都张贴了垃圾分类图文指南，但从杨福群在垃圾桶中挑拣出的各种杂物看来，居民垃圾分类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
“只有少数居民愿意分类，大多数人把垃圾混装在袋子里一股脑扔。”杨福群说。采访过程中，一名男子提了一大袋混装垃圾来到垃圾桶站，直接扔进了其他垃圾桶中，杨福群随后提出垃圾袋进行二次分拣，“习惯了”。
主管芳星园三区垃圾分类的方庄物业公司第二分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管理部门对垃圾分类检查力度很大，但小区居民实际参与度不高，暂时只能通过物业保洁员兼职分拣垃圾的方式替代。
据北京市城管委公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市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在80%以上，97%的居民小区开展了宣传活动。不过记者近日探访西城、丰台多个小区发现，居民混投垃圾问题突出，很大一部分压力转移到了垃圾分类分拣员、保洁员等工作人员身上。即使在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相对较好的新世界家园，指导员每天也要花三到四个小时用于分拣投放错误的垃圾。
在此背景下，垃圾分类检查执法力度加强。5月1日至7月31日，执法部门针对个人违法行为共查处3323起，查处个人违法行为的立案量占全部立案量的比例为58.20%。
在对个人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中，发生问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居民小区及周边道路，主要违法行为包括未将生活垃圾分别投入相应标识的收集容器，随意倾倒、抛撒、堆放城市生活垃圾，违反规定倾倒建筑废弃物等。
采用多种方式降低居民分类难度
“推行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不是分出垃圾，而是通过这一抓手提升基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刘建国认为，引导居民普遍参与是最难，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解决了这一难题，往后的路就会相对平坦。
为此，北京将全面铺开“盯桶战术”。
8月3日，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赵济贵介绍，将动员七类人员下沉社区参加桶前值守，包括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干部、在校学生、工青妇联团体、行商协会、街巷社区共建单位、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社区首先利用好现有的垃圾分类指导员队伍，加强管理和培训，作为桶前值守的主力军。同时，社区可组织楼门院长、网格员、党员、热心群众等参与值守。”
各类值守人员可以通过“志愿北京”小程序报名参与，依据小程序记录的志愿服务时长等，将获得相应激励回馈。
另据北京市城管委统计，目前全市垃圾桶前指导员和巡回员的值守率，已从5月初的20%-30%上升到了7月下旬的56.2%。城管委副主任张岩介绍，为继续提高厨余垃圾分出数量和质量，北京将紧盯看桶环节，社区实施看桶行动，利用人防加技防，对居民软性劝导和刚性约束并重。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认同这一思路。“当前仍处于垃圾分类的早期阶段，主要引导居民认可、参与分类，逐渐养成习惯。改变生活习惯不易，至少需要两三年。”他建议，垃圾分类的开展须循序渐进、由简入繁，切不能急功近利，并且要慎用惩罚。
此外，管理部门对物业、指导员等中间环节，以及对居民的考核都应适度，针对不同条件社区的考核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
北京正采用多种方式降低居民分类难度。例如出台《居民家庭生活垃圾分类指引》，建议居民在家中设置“两桶一袋”分类收集垃圾，无需设置4类垃圾桶。“两桶”即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一袋”指收集可回收物的袋子。有害垃圾由于产生量小，可以产生后随时投放到社区指定点位。
北京市城管委推出“垃圾分类宝典”微信小程序，居民可以输入文字、拍照或语音查询垃圾类别。
不少街道和社区则用上各种垃圾分类“神器”，降低投放难度。新世界家园近期引入了两台厨余垃圾“破袋器”，居民可将整袋厨余垃圾直接投入厨余垃圾桶中，桶内的破袋器会自动打破袋子倾倒厨余垃圾，并将塑料袋转入其他垃圾桶中。多组垃圾桶上方，还配备了方便居民拉伸桶盖的吊绳。西城区新风街一号院设置了能人脸识别开盖的智能垃圾桶，投放垃圾时不用接触垃圾桶。此外，通过垃圾分类赚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奖励模式，也在越来越多的街道社区推广开来。
“从娃娃抓起”
越来越多的学校已将垃圾分类纳入青少年素质教育。
在东城区灯市口小学，除了公共场所配备的四类垃圾桶，每个班级还单独设置了两个垃圾桶，分别收集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收集可回收物的垃圾桶又被称为“绿色银行”。
该校环保社团指导老师袁日涉介绍，学生在校期间，每个月都会开展绿色银行“以废换绿”活动，将收集到的可回收垃圾卖掉，获得的资金用于每年4月植树绿化。学校还联合了附近的公园，组织学生在公园内认养树木。
“垃圾分类的知识教育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意识和习惯。”袁日涉说，有一次校内午餐，学生们吃到了粽子，一名同学问粽子叶属于什么垃圾。她就和同学们一起通过北京垃圾分类小程序查询，看似是厨余垃圾的粽子叶原来属于其他垃圾，大家还一起查找资料，探究原因。去年暑假，学生的假期作业中也有记录家中21天垃圾产生量、变废为宝的做法等实践内容。通过学生们的“小手”，如今不少家长也被拉进了垃圾分类队伍。
“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垃圾，这是所有人共同面对的话题。做好垃圾分类，对个人卫生习惯、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也有益处。这样一个习惯的养成，也需要从娃娃抓起。”袁日涉说。
根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北京市学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到今年底，北京各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将达到100%。北京市教委还联合市城市管委录制了针对大、中、小、幼不同学段的垃圾分类线上课程。
不少街道也开展了垃圾分类“小小志愿者”活动，鼓励孩子实践体验垃圾分类工作。崇外街道计划在全街道范围内推广“小小志愿者”，街道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副主任李涛说，希望在孩子们的童年时期就埋下一颗垃圾分类的种子，日积月累，生根发芽。
20年的探索
一系列努力背后，是北京生活垃圾分类走过的20年历程。
1996年，西城区大乘巷社区成为北京第一个试点垃圾分类的社区。曾见证这一历史的崔湘文如今已77岁，仍自愿担任该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据他回忆，当年12月，社区几名退休教师在家委会门口的小黑板上写下了《致居民的一封信》，号召居民分类投放垃圾，社区垃圾分类从此开始，至今24年未曾间断。
崔湘文记得，最初社区买来3个大垃圾桶，贴上不同标志，分别投放可回收垃圾、塑料泡沫和废旧金属。2003年开始，院里的垃圾分类进一步规范，细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种。近几年，为方便居民投放，院里还引入了智能分类垃圾桶。如今这个拥有403户居民的小型社区，仍然是北京垃圾分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符号。
2000年，原建设部确定北京等8座城市试点推广垃圾可回收、不可回收两分法。如果将此作为正式起点，北京探索垃圾分类已有20年。
同年，北京2008年奥运会申办委员会在申办报告中承诺，要在北京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并明确到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50%，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0%。这加速了北京垃圾分类的进程。
2002年8月，当时的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公布，北京生活垃圾分类标识确定为六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纸类、瓶罐、电池、其余垃圾。不过，六分类法比后来推行的分类方式更加复杂，实际推行过程中阻力重重。此后，北京垃圾分类方式经历了数次调整，2010年，分类标准改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三类。
王维平认为，垃圾分类的基本原则是末端处理能力决定前端分类方式，“只有后端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形成，条件比较成熟了，前端分类才有保障。”
2000年-2010年，北京加速建设末端垃圾处理设施，相继建成小武基转运站、北神树填埋场、南宫堆肥厂和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垃圾处理设施。在此基础上，2011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细分为餐厨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四类，次年3月正式施行。《北京人大》期刊发文指出，至此，北京生活垃圾处理初步进入以卫生填埋为主，焚烧、堆肥和综合处理为辅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阶段。
去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对生活垃圾分类提出了更高要求，将生活垃圾分类调整为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并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个人分类责任及相应处罚措施，今年5月1日施行。
刘建国分析，与20年前相比，目前北京的末端垃圾处理设施能力已比较充分，分类处理体系相对合理，基本能够满足处理需求，为推动垃圾分类提供了硬件保障。北京市城管委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共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44座，其中焚烧设施11座、生化设施23座，家庭厨余垃圾设计处理能力5750吨/日，餐饮单位厨余垃圾设计处理能力2380吨/日。
同时，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理念、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居民环保意识都比过去有了质的提升，为垃圾分类推行提供了从前无法比拟的优势。
“从各方条件看，如今北京真正进入了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阶段。”王维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