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是世界许多大学录取学生的环节之一，而在中国，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都没有面试这一关，大学只能被动地按高考分数录取。近日，北京大学11名教授联合致信校长周其凤，建议改革北大本科招生制度，打破“唯高考分数论”，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这一新的措施如果得以实施推广，将成为中国教育的一个新的信号。
北大11名教授致信校长：高考录取增加面试
“北大被公认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大学……据统计，北大历年录取的各省高考状元人数高居全国第一，大大多于国内其他所有学校录取人数的总和……”网络中这样描述北京大学。
进入北大，是许多优秀学子的人生梦想。对于全国的高中生来讲，要想得到北大的一纸录取通知，必须拿高考分数说话，这几乎是惟一的录取标准。作为有世界影响的名牌大学，北大在录取自己的学生时几乎没有什么权利，许多学生上北大，也只是考虑到北大的名牌效应，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专业和发展。
这种“唯高考分数论”的录取方式成为中国教育的一种特征。为打破“唯高考分数论”，北大、清华等名牌高校被赋予一定的招生自主权，有了一种“自主招生”的模式。2009年，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重点中学的校长可以推荐自己的高中生，直接参加北大的面试。这种被称为“保送”的学生只是极小的比例，除此之外，还是分数的较量。
在“唯高考分数论”的情况下，北大也有一种被牵着走的感觉，他们只能选拔高分数的学生，这甚至演变成状元之争。北大、清华两个名校互相争抢高考状元，甚至出20万元、30万元的高额奖学金许诺，成为一时的话题。尽管有大学老师称，状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有的状元甚至属于高分低能的典型。但由于没有面试环节，中国的名牌大学只能按照分数的高低排队录取。
11月5日，北京大学11名教授联合给校长周其凤写信，建议改革北大本科招生制度，打破“唯高考分数论”，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建议在高考分数的基础上增加面试环节，加强对学生“求学意愿动机、平时表现、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的考察，以此综合决定对学生的录取与否，
11名教授在信中称，“人的素质具有多样性，包括品德、意志、体质、情感、兴趣、志向、习惯等在内的诸多重要素质都是高考难以有效考查的，”“‘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必然会引发中小学教育过于注重考试科目和内容，而忽视其他素质培养的倾向。长此以往，民族素质将不堪设想”，“在高考分数接近的学生群体中，综合素质，尤其是兴趣、抱负、专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等非智力因素，将是个人未来成长的重要因素。”
在公开信上署名的教授有11名，全部都是北大各个院系赫赫有名的教授，有化学院院长、院士高松，工学院院长陈十一，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物理学院院长叶沿林，中文系教授张颐武、陈跃红，哲学系教授吴国盛、法学院教授潘剑锋和教育学院教授康健。
北大校长周其凤回应称，“来信非常认真”，并表示他本人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招生改革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生怕考虑不周，将这一封信发在北大的网上并征求老师、校友的意见，以求完善。
据悉，北大已着手论证11名教授提出的“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这一措施，考虑在部分省市进行试点。
打破“唯高考分数论” 11名教授在信中称，更有甚者，在“惟高考分数念论”这种体制下，各高校为了所谓“社会声誉”和生源分数线排名，招生工作不是各取所需，量才录用，而是演变为一场拉高分考生和抢状元，比分数线高低，甚至比奖学金数额的混战。
由于中国的高考体制，许多人认为大学就是凭分录取的，分数高的就是好学生。高考成绩多出一分，就意味着这个人优秀一分，更容易成才。而现实中，高考虽然反应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等，但不能完全反应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而人才的培养和发展，分数之外的心理、毅力等非智力素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唯高考分数论”的情况下，分数之外的一切因素都忽略了。
联名写信的11名教授之一、北大教育学院院长文东茅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教育是培养人的，高考是一个好的制度，但不能走向极端，但现在的高考制度唯高考分数论，只见分数而不看人的其他方面，背离教育的初衷。
文东茅作为教育学院的院长，有亲身参加招生的经历，早有建议北大招生改革的想法。
他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说，“每一个参加招生的人，包括在大学教书的人都有这种感受——— 有些好的学生靠考试招不进来，一些只会考试的学生想推出去又推不出去”。“其实最高分数段学生群体之间的差异没有实际意义，现在的学生往往用大量精力去追求那几分，优秀的学生也是如此，这是极其有害的。”
“尤其是今年北大清华关于状元统计的事情，这对两个学校而言都是很丢脸的事情，再多状元也不是一件多光彩的事情。其实状元有很大的偶然性，高考前100名的学生一般学习能力没有什么差别”，文东茅直言不讳地提到两个名校的状元之争。
11名教授建议“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这一消息传出后，有许多人担心，这会不会成为腐败的通道。文东茅认为，绝大多数北大教授都会尊重自己的声誉。而且，北大一直处在媒体和公众的聚光灯下，有这么多的监督，不能不做到自律、谨慎。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设计避免腐败。例如，北大可以借鉴在自主招生面试时的经验，让几百位参加面试的教师在面试开始前半小时才去抽签，决定分在哪一组。
文东茅还谈到回避政策，“比如，我是湖南人我就绝不去湖南，必须到湖南之外的省去。”
此外，还有人提出，面试环节是不是对于农村孩子更不利？文东茅则认为，“面试对农村孩子并不是一定不利。很多教授对能力的考察并不简单看重唱歌跳舞。”
“其实按照纯高考分数来录取，已越来越不利于农村孩子，我做过这方面的统计，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的农村生源比重越来越小”。
在文东茅看来，现在农村孩子在名牌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原因就在于高考制度本身。单凭高考成绩录取，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公平，但实际上会导致农村生源在一流大学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其实做过教师的都知道，农村孩子考620分，跟城市孩子或者某个重点中学出来的孩子考621分，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面反映出的学生的素质也不一样。
对话张颐武：高考面试会不会成为一个新指挥棒？
张颐武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学者，他是11名联名写信的教授之一。他认为，这项改革是“很温和的”，并没有脱离高考。这项改革既尊重了高考制度，又摆脱了“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11月11日，他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表达了自己对新建议的观点。
燕赵都市报：高考录取增加面试，目的是打破“唯高考分数论”，面试时主要考察哪些方面内容呢？
张颐武：高考分数之外，人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学校教育之外，要增加综合素质的培养、健全人格的养成、特长的自由发挥，让学生因材施教有更多的发展。这些在面试中有更多的机会展现出来。如果这样的制度能够实行的话，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好处。
面对面交流，是一种很重要的方法。面对面的交谈，可以发现一个人的性格，包括他知识面的广窄。
燕赵都市报：有人说，“高考录取增加面试”如果能实施的话，这将是一个新的信号，但也可能成为一个指挥棒，各地会出现面试技巧等。
张颐武：出现面试技巧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每一种考试都有适应考试的方法。面试的方法是很灵活的，主要是考察个人的素质。有一种考试方法出来，就有一种应对策略。(对于面试)要产生一种完全的应试技巧，要难得多。同时要看到，老师面试的时候出题的范围是很广的，面试有一种现场感，可展现更多的综合素质。
面试没有统一的答案，没有统一的步骤。老师和学生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灵活性比较强。
燕赵都市报：在国外普通大学都有面试，“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能在中国推广吗？
张颐武：我觉得还是可行的，推广的快慢可斟酌。慢慢地通过试点来推广，参加面试者在一定的分数线之内，没有分数线也是不行的。一定的分数线之内通过面试。这对于许多学校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可行性的。普通高校也可以设置面试环节。
在实践中看，这种办法对“唯高考分数论”有突破作用。我们对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中都有面试这一环节。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我们在硕士生、博士生录取面试情况，它有很好的作用。
燕赵都市报：你们的建议现在进展如何？听说北大已开始论证，准备在部分省市试行。
张颐武：学校做了积极的回应。这方面，学校和一线的教授是一致的。“高考录取增加面试”，这种办法同时照顾到高考的公平性、稳定性，对现在高考制度的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补充、完善。可以在实践中完善，发现他的不足可以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