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时的欢喜多是感官的。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我被身边的贫乏裹挟着，关心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大米白面与什么搭配都好吃，趁着大人们都到远处施肥除草，邀上发小躲入甘蔗田偷偷嘴，事后感到唾液都是甜的。
那时候最喜欢春节，春节意味着可以穿上一身新衣服，吃上鱼和猪肉。猪肉，差不多是一个家庭的存折。湾子里如果谁家多买了两斤肉，都会引起全湾子人的注意，这家孩子在同伴中的地位都会有所变化。
这贫穷而封闭的生活状态，虽悲凉也安静。盛夏纳凉，在老人讲古中吮吸《瓦岗寨四十六友》、《薛刚反唐》和《封神榜》，与故事里的人物同喜同悲。九岁的一天，在满是苍蝇蚊子的茅坑的砖缝中，我得到一本残缺不全的《神笔马良》，尽管弄不清《半半的半个童话》、《向左左左转先生》这些绕口的名字，但似懂非懂中我特别希望拥有一盏不灭的灯和满足我夜间行走、看书的夜明珠。
我读的中学在一个离家几里外的小镇上，寄宿住校。这一时期的阅读，是最混沌的经历，茹毛饮血地去读，好似大火炒猪肝，起锅就吃，不问腥臊。我们班有一个叫“三狗儿”的同学，他总是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老书”：《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七侠五义》，甚至还有《水浒传》，每一本书都被翻得像泡了3年的咸菜疙瘩，我全借来读了。毕业前一位来自武汉的知青老师单独找我谈话，鼓励我把书读下去，告诫我多读几本大部头增加内涵，避免日后胼手胝足，面朝黄土背朝天。
高中在离家较近的县城，小山城破败、市井。学校就在闹市区，前后左右都有深巷子，人入巷子，会见到打牌的老人，被老婆骂的男人，和一只手提着尿桶一只手拿着油条的传奇少妇。课余时间我爱跑到后面师范院子里，那里的报纸橱窗准时更换，常常听到外地口音老师对时政的评论。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不得空，成了老师们的御用帮手。这些来自京沪穗和省城的老师，其饮食习惯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对相同的一件小事不同的处理方式，加深了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之认知。
后来，我没有按照老师跟我说的“读出未来”，而是被推荐到农村中学做代课教师，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多是浅薄而激烈的。乡村教师大多“白天站讲台，晚上守婆姨”，作为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夜间留守教师，我唯一可做的就是读书。我卧室兼办公室的隔壁住着一位曾经兼任过省革委会副主任的武大教授，因文革牵连而到乡村中学任教。他那自信从容的面庞，是我所见过的最具轮廓最帅气的一张脸。见我读《资料卡片》、《读者》和四大名著，他就有意走近我，并且手书“一本一本的书，就像一节一节的脊椎，稳稳地支撑一个不一样的人”送给我。同事看着这幅结构奇险率意、变幻灵动，形态清新飘逸、力透纸背的条幅，特别羡慕，妒忌我跟他投缘。
他好读书又不尽信书，每有己见，形成文字，常有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我读书而能思考，思考而能动笔，就是得益于他的影响。每见我手持书卷，他会微笑示意，多次调侃“尔来乡村老九的一抹惊艳”。他还鼓励我坚持阅读，成为一个痴迷执着的阅读者，一个挑剔刻薄的欣赏者。大概是身处逆境，他不想多言，建议我除了小说应多涉猎一些东西方的哲学书籍。在他看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典型的流氓传奇，看多了会让流氓精神内化渗透到血肉中。就这样《诗经》《楚辞》的世界，老庄孔孟的思想，李白杜甫的诗章，构成了我生命中激荡两年的青春时光。
我思想真正发生质变的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修成正果的那一年。其时热播政论片《河殇》，在思想界和文学界普遍失去灵感的时候，她的灵动，引来了巨大的人文震动，尽管她有唱衰黄河文明的倾向。当时，囿于视野我认为那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窥视者》《通向奴役的道路》和《政府论》给了我迷惘的思考。多年过去，眼见着现实里太多的无序、细碎、隔绝，纷乱又冷漠，事物多缝隙，没有什么能预知，这些感受总离我很近，也无意识中离印象早已模糊的《窥视者》很近。
有一段时间，《点拨中高考》和《黄冈中高考兵法》被大江南北学子奉为“秘籍”，凡是教辅大牛都找上门来，非要我写上一个章节。因满足“扯虎皮拉大旗”丛书序言的需要，在出版社和策划人的介绍下我接触了一些学者和文化名人。他们举手投足都是阅读后自在风采，相较之下，我只是一台在MP3时代的录音机，过气、无法调整。跟“大家”过招后，我发现自己脆弱得像一支暮夏的柳条，经不住什么风雨。这个认知让我重拾书本，从“韦伯：黎明将至，长夜漫漫。正因如此，才更凸显社会守夜人的品格，更体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出发，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费振钟的《堕落时代》等书。
2015年我加入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随后升级为特约评论员，并与《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文化版和《中国教师报》课堂周刊、评论版编辑相遇。写然后知不足，我需要通过更多的阅读来填补自己，以便让思考变得更有意义，让灵魂更饱满、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