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浙江省青年守信联合激励措施的实施意见》出台并实施。按照意见，在浙江的注册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达到一定时数，就可以享受涵盖教育服务和管理、就业和创新创业、社会保障、金融等多个方面的特殊待遇。（8月30日中国青年报）
根据志愿者的服务时长，给注册志愿者相应的特殊待遇，体现了大力提倡志愿活动的积极导向，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公益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助力诚信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是个好事。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以服务时长作为给予相应待遇的主要依据，恐怕会给这一初衷良好的政策设计埋下隐患。
如果缺乏必要的过程监管，就有可能出现“出工不出力”、浑水摸鱼的现象。哪怕是极个别的现象，都会削弱制度公平。不是说非要把人往坏处想——尽管确实存在着个别投机分子，但是从制度或法律的本义来看，就是要织密约束人性之恶的“笼子”，如果只是停留在笼而统之的层面，就难免会出现“牛栏关猫”的窘境，部分或极个别投机取巧者就可能会钻空子。
笔者的少年时代主要在农村度过，也曾参加过一些农业生产劳动。但当时不解的是，同样是在田野里日复一日的耕种忙碌，同样的浇水施肥，有的村民家里的粮食田产量高，有的田产量就低。彼时以为，农业是个技术活儿，大概是产量高的人家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高吧。但后来发现，也不尽然。譬如拔草，有的人拔得干净，连根拔起；有的则粗枝大叶，只把长在地表的草拔掉，根没拔出来。显然，产量高低并不全在技术高低，也不全在工时长短，还在于工作质量的高低。
同样的情况在学校也有所表现。同样一节课，不同教师的讲课效果往往也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除了教学水平的差异外，教师在课堂上的投入程度和专注力的差异，也会影响到教学效果。显然，同样的教学时长，其含金量往往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需要持之以恒加强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因素。
类比可知，单凭服务时长论英雄、给待遇，难免会出现类似“拔草不拔根、教学不教真”的尴尬。如果仅凭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100小时、300小时、600小时、1000小时和1500小时，就认定其为“一星”、“二星”、“三星”、“四星”和“五星”志愿者，或有粗疏之嫌，是否会给部分或者极个别投机取巧者留下空子？例如家长托关系给孩子找个单位安排个志愿服务岗位，只挂名不干事，或者只出工不出力，再或者多出工少出力，这样累加起来的服务时数，究竟价值几何？
教师的偷懒会导致学生利益受损，志愿者偷懒无形之中也会侵犯真心付出的其他志愿者的“待遇”权益，即便利益相关方得到补偿，也难以弥补失去的年华。假若立规之初，就扎紧织密制度之笼，防患于未然，显然要比“亡羊补牢”式的事后追究和处分更加公平和科学。
因此，以服务时数论英雄的评价标准可以有，因为它的确容易量化，便于操作，但要加强对志愿服务的过程监管，有效掌控志愿服务的质量和效益，并将之纳入评定星级、给予相应待遇的指标体系。这恐怕比单纯地看服务时数，要更加接近倡导志愿服务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