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读经热进入高潮，全国近百家读经学堂雨后春笋般建立，大批少年离开体制教育，进入读经学堂求学。如今，最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他们也成为了这场体制外“教育”的实验品。过去九年，郑惟生曾整本背诵过这些经书，但如今，他已不愿再翻开一下。（8月29日新京报）
背了10年书，到头来认字却成了问题，少年郑惟生的遭遇，与其说是个体的悲剧，倒不如说是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回顾10年的“读经教育”历程，虽说功过是非自有后人评价，可问题是，为何要让这些无辜的孩子和家庭，来为这些浩浩荡荡的教育试验买单？
同样是“反体制教育”，前不久关于四川泸州李铁军的“在家上学”，也引起过类似的热议，经历了10余年的教育，两件事情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大同小异，10年的试验时间，造就了一批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畸形“小白鼠”，试问这样的教育试验值得吗？
上世纪90年代，“童话大王”郑渊洁，因为学校教育对孩子个性、创造性的束缚，毅然决然地让儿子离开学校，开始用自己撰写的童话，让儿子“在家上学”。当时强大的舆论压力，并没有动摇郑渊洁让儿子“逃离学校”的决心，现如今，儿子郑亚旗已经是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的CEO，并且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商业头脑。但是这样的家庭教育就一定会成功吗？诚然，郑渊洁的教育模式让儿子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这种成绩建立在郑渊洁的“庇护”和已有财富的基础上，并非家庭教育的全部成果。
反观近些年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悄然兴起的“现代私塾”“家庭学校”，它们在不断冲击当下学校教育的同时，并没有创造出多少喜人的成绩，偶有一两个学生能够考入北大清华或者留学国外，不还是回到了体制教育吗？虽然学校的系统性教育一直被诟病，但是脱离这种教育，能不能成才，也需要画上一个问号。
从这些角度来说，不管是“读经少年不识字”，还是李铁军的“在家上学”，无不折射出个性教育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现实窘境。看待这些另类的教育创新，不应简单地争论其成功与否，最根本的，还是要触及到传统教育如何与个性化教育兼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来评定是非曲直，才是对教育理念的触摸。
应看到，正是因为学校教育的条条框框，以及应试教育的误区，才让一些个性化教育铤而走险，选择一条背离教育体制的路。“时间是检验产品品质的试金石”。当下的“读经教育”“在家上学”，显然不能用学校考试这套评价标准来衡量，因为这些教育事件给我们的警示意义，远远大于它们所取得的成果。
其实，争议此类教育的功与过，无非都是在给当下的教育寻找一条转型之路。那些个性化教育对学生自由和成长的追求，是学校教育应该借鉴的。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邯郸学步，无论是学校的条条框框，还是“在家上学”的放养，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总之，“读经少年”道出的是教育的悲情，而这种个体悲剧最终考问的还是教育理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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