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近日调查发现，从2009年卫生部叫停“网瘾电击疗法”至今，7年过去了，杨永信居然仍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开办着他的“网戒中心”。那些被怀疑有“网瘾”的孩子们，也在被一批又一批地送进这个恐怖的地方，接受着以限制自由和“电击”为主要手段的“治疗”。
姑且不论电击治网瘾本身，从社会认知的角度而言，在这个连2岁幼童都能娴熟滑动屏幕切水果的时代，在“互联网+”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当下，对青少年进行所谓的网瘾治疗，说白了，不过是对互联网的认知偏见。
什么是“网瘾”？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流行的一些粗浅的判断标准，如“上网时长达到××小时”更是饱受质疑。在精神病学研究里，“成瘾”属于未被正式定义的术语，迄今为止的各种成瘾障碍，只有赌博成瘾是唯一被纳入DSM（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非物质依赖的行为成瘾障碍中，而包括网瘾、吸烟成瘾、炒股成瘾等则属于社会行为范畴，远非心理行为疾病。假设网瘾需要治疗，那么社交成瘾、购物成瘾怎么破？若沉迷读书，一不小心阅读上瘾，或酷爱运动，冷不防跑步上瘾了，要不要通过电击疗法矫正呢？
不过，在时下，跑步是中产阶级的新潮流，沉浸阅读素有“书虫”的美称，网瘾则被认为是孩子“产生肥胖、吸烟、犯罪等问题的元凶”。在“网瘾”认定和判断本就不明晰的情况下，这种归因不仅经不起推敲，更是对互联网工具属性的误解。
有了网络，你可以连续数小时沉浸在王宝强离婚案带来的全民八卦里，也可以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刚刚发射的量子科学试验卫星的情况。对于那些把孩子送进“网戒中心”的家长而言，若你的孩子没日没夜地进行在线学习、埋头刷题，这种做法恰恰迎合了教育的功利化诉求，家长估计早就喜大普奔了。家长们对青少年上网成瘾的恐惧，正如若干年前对金庸、琼瑶小说的恐惧那般，只不过替罪羊换了罢了。而网瘾所带来的“肥胖、吸烟和犯罪”问题，多是冷漠的家庭、缺失的教育、不良的网络文化以及失范的社会监管的“合谋”，与网络何干？
对于网络，成人的担忧恰如电视刚刚出现时一般，日本学者中野牧甚至用“容器人”这一术语来形容以电视为主体传播环境下的青少年群体，认为他们的内心世界犹如封闭的容器，孤立而封闭。那些拿着摇控器，蜷在沙发上，跟着电视节目转的人，被称为“沙发土豆”，认为沉迷电视可能导致胆结石甚至心理孤独等疾病。如今来看，电视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显然是被夸大了。
20年前，美国的尼葛洛庞帝早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预言，电脑将慢慢由“贵族”的拥有物变成平民的消费品，而“数字化生存”也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网络已经如同水和空气一般，融入了我们的生活。而对于生长于网络时代的这一代人，美国游戏专家Marc Prensky有一个形象的称谓——“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 ，对他们而言，网络和现实已然没有了区分。上一代人若盲目指责青少年沉溺网络，未免带有成人的偏见，有点不理性。在网络尚不普及的时代，儿童若热衷于在野外追逐蜻蜓，捉捉野兔，踩踩泥巴，被赞赏为亲近自然。那么，对“数字原住民”而言，他们沉溺于运用网络种菜、切水果、玩游戏、交友，也并非罪大恶极，这也恰恰是他们融入时代的方式。
食物使用不当会有不良反应，水也可能会呛人，网络同样如此。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理性看待技术革命之下的生活方式变迁呢？这或许需要一场认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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