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蒲公英评论在讨论班级中的“告密”现象。有人提出，很多老师在班级安插“间谍”，让学生行告密之举。由于存在告密者，亲如兄弟姐妹的同学成了互相防范的敌人。
但也有不少教师认为这有失偏颇。有人提出，毕节四兄妹一起喝农药不正是缺失了“告密”而酿成悲剧吗？对于这场悲剧，我倒是盼望有所谓的“告密者”来引发相关部门的关注和呢。另一位老师认为，“信”之上还需要“义”，如我班有个学生晚上经常在寝室抽烟，而且不听舍友劝阻，假设你是他舍友，怎么处理？告不告诉班主任？
从直接的后果看，告密确实有利有弊。在实践中，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一种是把安插“间谍”当作管理举措，如深圳某小学在学校设立情报专员，除学习外还要做地下潜伏工作，注意观察同学情绪与心理变化，定期向老师提供情报。另一种是受自由主义熏染较深的国家，一般反对告密，“知密不说”是正当的。
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认识告密的意义，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进行分析，告密属于程序问题，这就涉及到了程序正义的问题，班级告密是否有违程序正义？以告密导致的教师处理后果为考量对象，要看利弊孰大孰小，错误是否会引起足够严重的后果（如因为后果严重，刑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这样很可能为了不错判一个，放走多个犯罪人），还要看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项；以程序本身独立的内在人文价值为考量对象，要看被告密者的参与权、知情权、辩解权、人格尊严权是否得到保障；以整个社会的进步趋向为考量对象，要看理性的社会交往机制是得到了促进还是损害。
告密，由于一般需要对告密者的个人信息保密，导致被告密者的参与权、知情权、辩解权被剥夺；由于观察、认识的局限，为了抬高自己信息的重要性告密者会夸大其辞……导致教师处理不当的可能性极大。从育人角度看，可能培育出构陷者、投机取巧者，口是心非者；从社会角度看，会导致人群失去相互信任和理性交往。哈贝马斯认为，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果真如此，告密是妨害人类进步的。
记得上初一时，校长怀疑我知道谁偷了人家的萝卜（真实的情况是我不知道），再三逼我说出偷盗者，我一再声明确实不知道，最后校长认定我顽固不化，包庇偷盗者，给予了罚站、不能入团、撤销班干部等处罚。这位校长大概早已经忘了这件事，如果还记得，大概会一直认为自己的做法没什么不当，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包庇坏人的坏学生。他不会意识到他的行为是怎么影响了学生一辈子。
个人浅见，告密违反了程序正义原则。正义的程序可以保证结果大多是善的，也不排除可能导致恶的结果，如1994年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Simpson)被指控谋杀其妻子和另一男子，该案被称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受公众关注的刑事审判案件。在经历了长达九个月的马拉松式审判后，由于警方的几个重大失误导致有力证据的失效，如，检方呈庭的证据之一是在杀人现场发现了被告人的血迹，可是，由于温纳特警长身携辛普森的血样在凶杀案现场逗留了3个小时之久，致使这一间接证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最终，辛普森被判无罪。但如果因为出现了恶的结果而排斥僵硬的程序，如果以善美为借口而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大多会以乱中趋恶收场。
尽管人们不希望自己的秘密被他人察知，但都多少有察知他人秘密的欲望，教师也不例外。至于原因，一则出于好奇，二则出于具体的目的，如为了教育孩子。窥密可以，但应理性，一不能侵犯学生隐私，二不能依靠告密，调查研究的方式应是多种多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