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5）》指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一项对14至18周岁犯罪人群的调查显示，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从2001年的12.3%上升到2014年的20.11%，家庭因素是主要原因之一。（4月24日中国青年报）
未成年人犯罪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留守未成年”“流动未成年人”在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体中分别占到27.3%、26.9%，这一调查结果让人揪心。
美国著名犯罪社会学家特拉维斯.赫希认为，人类是动物，任何一个人都有犯罪的自然倾向，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是人类的本能反应，因此，当挣脱或摆脱文明的束缚之后，我们都可能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大部分人之所以从未踏上犯罪这条不归路，归根到底是因为，外在的社会控制机制及时地遏制了他们的犯罪苗头，外在社会控制机制主要指的是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控制机构，倘若这种外在的社会控制机制被削弱或消失，在没有任何束缚和制约下，犯罪现象就会成为社会现象中最为普通的一种。根据该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就是个体社会化失败的结果，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无法帮助未成年人实现理想社会化的结果。
未成年人犯罪是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法学界的共识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对未成年子女的不良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因为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场所，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进程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关乎未成年人社会化的成败。对众多未成年人犯罪案例的观察表明，未成年人犯罪萌芽于家庭，显现于学校，恶化于社会。可以说，家庭教育的失当为未成年人犯罪埋下了祸根。
家庭是未成年人走向社会化的起点，重视家庭因素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一环。不重视家庭教育，个体的社会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好的家庭教育可给未成年人的健康社会化提供必要条件，反之，则会造成未成年人人格缺陷、行为偏差，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根据个人社会化理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根源在于社会化。所谓人的社会化，就是社会使人类个体接受群体生活准则，接受既定的文化传统，从而使人类个体适应组织化的社会生活模式的整个过程。这种社会化的过程对于个体都是必不或缺的。社会化是未成年人人生成长的必修课，假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就意味着可能与社会秩序产生冲突，严重的话，就是犯罪行为的出现。未成年人犯罪就是其社会化过程的中断，因为当未成年人接受与社会规范秩序相反的反社会观念和思想，形成反社会人格时，就极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现代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指出，人类“良心”的培养是从小形成的条件反射，社会化就是朝着最正确的方向条件反射而形成的，社会化是向社会性规范学习的条件反射，也是对道德行为所建立起来的巩固的条件反射，没有完成这个过程的未成年人容易产生越轨行为，甚至走向违法犯罪道路。
《教育蓝皮书》建议，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创建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给未成年人正确的关爱，积极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科学地培养未成年人的兴趣爱好。而如何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不仅与家庭有关，更需要社会和学校的配合。要救治未成年人犯罪，让他们行走在正确的社会化道路上，这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