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最近很忙，就在3月1日广州10.5代显示器产业园的动工仪式前一天，他飞行了20多个小时，从美国一路奔波经台北、深圳，最后到达广州。
按照郭台铭的规划，这次在广州增城区大规模“动土”，并不是单纯建造一个超大规模的代工厂。
“这个园区不仅仅是工厂，是工业化的新城，增城意味着增加一个新的科技城。”郭台铭说，“8K影像技术是人工智能学习的根本科技，在显示屏之外，我们还带来了全产业链，今天齐聚了100多家设备、材料供应商，一同打造科技新城。”
郭台铭意图用富士康带领夏普，涉足医疗、健康、教育、汽车等领域，瞄准物联网、智能城市的建设，只是传统的“血汗工厂”形象还是让外界对此规划颇有些担心。
不过，伴随着富士康员工构成发生的转变，逐渐成为员工主力军的90后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也在影响着这个制造王国的内部环境。也许这就是郭台铭在广州打造科技新城的底气和决心。
“像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一样，毕业以后一定要上战场。不上战场的话，没有办法磨练成一个将军，我们现在也是这个理念。”郭台铭对记者表示，过去富士康招人的时候招的是农民工，现在富士康希望能有农民工程师、农民大学生。
120万员工的“电竞盛宴”
去年平安夜，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C1礼堂里正在举办一场属于120万富士康员工的“电竞盛宴”。最终，代表深圳园区的GOD战队在富士康全国120万员工中经过层层角逐，在《英雄联盟》决赛中击败了来自太原园区的队伍。
“去年从夏天到12月的总决赛，我们一共击败了20多个对手才拿到冠军。”
GOD战队的选手黄彦超向记者表示，与自己在学生时代参加的网吧比赛不同，这次的决赛舞台是一个可以容纳近2000人的场馆，不仅有热舞与COSER的表演，自己也要穿上像职业战队那样的队服在 “战斗”，每一次精妙的操作与配合都会换来台下观众的各种尖叫。
当90后“网瘾少年”成富士康流水线主力，郭台铭如何管人？
为了准备比赛，黄彦超必须留出时间与队友训练配合。由于富士康的一线员工都是倒班制的流水线工作，能够配合五个队员的时间，一起训练的情况并不多。有将近一半的练习都只是两个人一起打打“双排”，然后再找时间集中五个人一起去练习战术配合。
黄彦超说，“通过平时的练习与观看职业比赛的视频，我们已经有比较固定成熟的三套战术组合。”跟平时在流水线的工作一般，在比赛中，黄彦超与队友们的配合精准到位，最终拿下了决赛。
黄彦超这样的《英雄联盟》玩家在富士康员工中为数不少，对于大多数的“厂哥”来说，在结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后，跑去园区里的网吧或是在家里的电脑前开一局，是最好的休闲方式。
“对于男生来说，《英雄联盟》是我与之前的同学最好的沟通方式，一起开一局胜过千言万语。”黄彦超说。
还没有深入了解《英雄联盟》之前，富士康集团深圳园区的工会文体部部长朱春霞与很多不接触游戏与电竞的人士一样，觉得这些年轻人就是一群“网瘾少年”。
当90后“网瘾少年”成富士康流水线主力，郭台铭如何管人？
“做了一些基本调研后发现，电竞与传统印象中的网游不同，它是一种运动和生活方式，并不是那种充值获取极品装备就能笑傲江湖的游戏，而是需要和队友一起，通过操作与团队配合才能赢得比赛。”
朱春霞说，对电竞有了基本了解之后，仿佛上帝为她打开了一道门，几乎一下子就“秒懂”周围年轻人平时的谈话内容。在休息日的园区里，经常能见到员工们三五成群地讨论电竞战术。以前，朱春霞几乎就跟听“天书”一样。
去年7月8日，富士康集团深圳园区工会还组建了首个电竞社团，之后各事业群又组建分社团，只要对电竞感兴趣的员工都可加入。
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深圳园区电竞社团已吸纳成员一千多名。类似的情况，其他地方的富士康园区同步发生着。
由于全国各园区有数千人报名参加《英雄联盟》比赛，在网吧海选阶段只能进行单场淘汰的形式，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不少偶然性。
在海选现场，朱春霞见到有的队伍因为翻盘而拥抱欢呼，也见过有的队伍因为失利掩面流泪，甚至见到出现失误后队员间相互拌嘴，但紧接着又在胜利后击掌庆祝。
朱春霞感叹，以前富士康在内部举办一些常规的足球赛、篮球赛都难以调动员工的参与热情，“办足球赛，只是喜欢踢球的人参与，能够来现场看球的人特别少，而办电竞不光是参与的人多，来看比赛的人也特别多。”
对朱春霞来说，这多少有点意外，电竞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富士康园区的主流娱乐休闲方式。而利用员工最喜欢的娱乐方式来引导，将优化富士康内部的员工管理。
从“民工”到“技工”
如果要给自己的身份贴上标签，黄彦超从来不会觉得是“民工”，而是一名“技工”，尽管他的工作性质与前辈们没有太多分别——都在流水线上作业。
黄彦超对自己工作的描述中，有着相当多的专业术语，他的工作内容与自动化、半自动化这些非常贴近，这种工作的确是不能单靠“蛮力”能够解决的。
在黄彦超的概念中，“民工”是通常意义上的普通工人，一般不需要任何教育背景就能入职，“不是傻子就行”，工作内容是流水线装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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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表现较好，这些普通工人会被晋升为“传技人”，负责指导其他人工作。传技人如果得到再次升迁，就成为流水线线长，这基本上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业成就。
一个没有接受过大专或以上学历的普通工人，几乎不可能转为“师级”干部，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磨损自己的脊椎、消耗自己的劳动力。
如果还是那种工作，我是不会做的。”黄彦超表达出来的想法与众多年轻人一致，90后、95后这些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不愿意从事单调重复、薪资低的装配线工作，这直接导致了工厂的用工难、用工荒等问题。
为了适应新趋势，富士康开始寻求转型，提升自动化程度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直接方法。
郭台铭曾在2011年公开表示，富士康要在2014年装配100万台机械臂，在5到 10年内完成首批自动化工厂，也就是所谓的“百万机器人计划”。从黄彦超的自身定位来看，这项计划确实按照计划在进行。
郭台铭还有着一颗强烈的“技术梦”，今年 1 月富士康战略投资摩拜单车，正式入局共享单车市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郭台铭强调，富士康与摩拜的合作，不仅是单纯代工摩拜单车，而且还负责设计开发，以提升摩拜单车的市占率。
富士康想把生产领域几十年的经验转化为生产上的创新。如果涉及到自动化生产和技术创新，就意味着产业工人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否则无法完成一些相对复杂的劳动。
因此，今年春节过后，郭台铭对外表示，富士康急需招募大量员工，计划在今年招收 1.2 万名大学生，6000 名中专生。不同于以往的招募，这次招工涉及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创新领域。
相比于前辈们，黄彦超们大多都完成了高中、职高的学业，有着较强的接受能力和自我表达的意愿，至少要经过两三个月的培训才能上岗。
“（新员工）自我表达意愿远远高于之前，所以做电竞比赛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朱春霞表示，黄彦超和他的队友们代表深圳打进了最后的决赛，直接刺激了比赛的“票房”，原本1200个左右的座位根本不够，还有几百人在场外无法进场，作为主办方的腾讯临时决定让剩下的几百人在二楼观看比赛。
“1000多个人不到10分钟的时间，几乎不需要太多管控就排好队进场落座，这是我们办任何比赛都不曾看到的场面。”《英雄联盟》非职业赛赛事推广经理林国镇一直在感叹富士康员工的纪律性与组织性。
搬出园区，面对实际的柴米油盐
“搬出去的时候太匆忙，有点被房东坑了，其实园区周围也有很多更加实惠的房源。”黄彦超对记者表示，今年过年后回到深圳，便开始盘算搬出去住。
尽管住在富士康园区里相当方便，生活成本也比搬出去住小很多，但毕竟四个人一间的宿舍不太方便，“我们都是倒班制，有些活动还是会打扰到其他人休息，这样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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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园区在全国的一二三线城市都有分布，园区内有幼儿园、超市商场、医院等一系列完整配套，每个大型的富士康园区都是一个小社区。
哪怕在园区之外，也是以富士康园区这个庞大生态圈为原点进行辐射。
比如，深圳观澜街道的地区总面积约为34.6平方公里，居住在这里的人口接近百万，而其中拥有户籍的本地人只有2.46万人左右。
随着富士康园区拔地而起，数以十万计的工人涌入，带来的巨大商机又吸引了大量来做生意的外地人。
当年富士康接下苹果手机的单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这里的工人“多得像蚂蚁一样”，附近的超市、网吧、宿舍生意非常好，只要是跟富士康的工人们有关的事儿，都能赚到钱。
黄彦超的房东便是尽享土地带来财富的深圳本地人，他们尽量利用每一寸土地去建造民房。一时间，鸽子笼一般的廉价公寓鳞次栉比，每家都贴着大大的字“提供网络”。某个昏黄的周末傍晚，黄彦超走进了这片极为不规则的建筑群中。
搬出园区，黄彦超就开始面对比较实际的“柴米油盐”，“之前住宿舍一个月给300元，现在自己租房子，每月租金500元，还得支付水电网费等杂费。”
尽管如此，像黄彦超这样在适应富士康工作后选择搬出的员工不在少数，毕竟相对独立自由的空间是年轻人极为向往的。而对于员工们的住宿选择，富士康也持开放态度。
“住在哪里是员工自己的权利，员工如果谈恋爱、结婚生子，让他们一直住在园区里也不是特别合适。”朱春霞对《21CBR》记者表示。
黄彦超找到了一个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园区的单间并精心布置，他买来一些简易家具，甚至还给出租屋贴上了墙纸，“就是让这里看上去有点生活气息，毕竟这和宿舍还是不同的。”
对“外界”的渴望，推动人性化管理进化
与前辈们相比，黄彦超们对于“外面的世界”颇为感兴趣，在微信上，黄彦超经常与同事们讨论一些社会热点话题，也经常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在网络上“撕逼”。
黄彦超们并不会一味埋头苦干，想着赚钱回到老家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而他的前辈们正因抱着这种念头去工作，才会坚持相对丰厚，却透支青春与体力的加班。
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望，客观上推动着富士康在人力管理上的进化，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已经不切实际。富士康开始采取人性化管理，设置更为多样化的员工上升通道。“我还是想再多学一些技术，这样会在晋升上更有优势。”黄彦超说。
前几年的“跳楼”事件也让郭台铭开始反思，富士康的管理体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郭台铭经常来到一线生产线了解员工的工作生活状态，90后员工已成为富士康的“中流砥柱”。
郭台铭发现，年轻一代的产业工人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和之前大为不同，“郭总裁说得很直接，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去思考员工的行为。” 朱春霞说。
事实上，富士康的人员结构发生了不小变化，富士康人力资源高级总监张占武在笔记本上写着富士康各学历层次员工占比，其中本科约7%、大专生约11%、高中约40%、初中学历约37%。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据，不是特别准确，因为现实招工时很多员工学历无法确认清楚。”张占武补充说。
为了留住年轻一代的产业工人，富士康开始迎合他们的需求进行改变，比如推动电竞在富士康的发展，可以拉近管理层与一线员工的距离。
郭台铭近期一系列举动，也预示着富士康规划方向，内地将成为富士康未来发展的重心。
早在去年，广州市政府与富士康子公司堺显示器制品株式会社（SDP）签约合作，在广州东部的增城建设产业园区，该项目一期总投资610亿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单笔投资额最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
当90后“网瘾少年”成富士康流水线主力，郭台铭如何管人？
如果现在还单纯地将富士康在内地的业务定位在“代工厂”上显然不合适。
“我们的位置属于年轻人，希望他们是实体经济的接班人。”郭台铭说，“富士康的工厂将来会大量进行自动化生产，多出来的人力我们就用来做设计和研发，如果深圳要变成中国的硅谷，先进的制造技术必须与先进的产品设计相结合。”
为了留住人才，富士康也开始效仿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公司的做法，丰富与提高员工待遇。张占武称，富士康会向政府申请更多的安居房，解决优秀大学生人才的实际问题，考虑通过对优秀大学生进行配股配房等待遇，以留住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