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下午3点15分，沪深300股指期货结束一天的交易的时刻，申银万国自营部投资经理赵立臣从上海常熟路171号申银万国总部大楼跳下自杀。
一个年仅33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消逝了。
4月29日，申银万国发布公告否认了有关赵立臣跳楼自杀系其炒公司股指期货爆仓所致的传言。并称，“对于个别媒体的不实报道，公司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真相到底是怎样，我们已经不得而知。然而，赵立臣用他33岁的青春再度引发了社会对职业经理人生存压力的关注和担忧。
奔忙是一种常态
每天都像有好多条鞭子在同时抽打着你，让你像一个陀螺一样一刻也停不下来。这是一个企业老总向记者描述的自我感受，也是许多职业经理人真实的生存状态。
为了体验职业经理人的工作生活状态，记者随北京市某国企总经理魏国生（化名）进行了一整天的工作体验。
早晨6：30，记者随魏总从他位于石景山的家中出发，穿过大半个北京，7：30来到其位于通州的工作单位——这是一家在行业中排前三强的企业，产品销路目前非常好，订单已经排到明年。
魏总对记者说，除了出差或者是上级有会议，无论冬夏，他都会在这个时间自己开车去工厂上班。
虽然单位安排了专职司机，但他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叫司机来。因为“司机住在郊区，路比较远，让年轻人一大早就跑那么远的路，太疲劳”。另外，尽管单位是在早8：00上班，但是必须在6：30之前出发，虽然这样到单位会早一点，但是北京的交通状况是一过7：00，早高峰来了就会很拥堵，很有可能是晚走10分钟，就要晚到1个小时。
7：30—7：50，魏总翻阅昨天没来得及看的文件。
7：50—8：00，魏总到单位门口同陆续到岗的干部及员工打招呼。这也是他的习惯之一：“国有企业的干部不好管得太严了，但是我先到了，他们也就不好意思迟到了。”
8：00—8：20，魏总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汇报前一天的工作，同时对几件事进行了安排部署。
8：20—12：00，魏总按平均10分钟1个的速度接待各种人员。记者只记录其中几个比较典型的：有一对拿着50年代公私合营文件的老企业主夫妇，要求魏总把目前企业的股份分给他们。他们已经来了几次了，因为国家目前没有相关政策，魏总和他所管理的企业根本没有权力对国有资产的权属问题做出处理，但是又不能把这对老年人拒之门外。另一个是在90年代“砸三铁”时期下岗的老工人，来到工厂讨说法。还有一个是和魏总企业合作多年的老经销商，因为产品不够卖，希望魏总能够对曾经共患难的合作伙伴多支持一下。在魏总接待的客人中，还有几个是记者的媒体同行，有的是搞活动拉赞助的；有的是来采访的；有的是希望魏总所在企业投放广告的。
期间，魏总给国资委打了一个电话，问国资委临时召集的下午的会议可不可以派一个副总去，因为下午公司有一个在几天前就安排好的重要对外谈判。国资委方面的回答是必须一把手参加。魏总只好安排副手先接待客商，重要的谈判等他开完会再说。
12：00—12：40，魏总和记者到附近的一个快餐店里吃午饭。
12：40—13：30，司机开车带魏总赶到市区的会议地点。
14：00—16：00，魏总参加会议。
16：00—18：30，魏总赶到朝阳门附近的一个酒店，和外商进行洽谈。
18：30—19：10，魏总赶到清华大学附近的一个酒店，同外地一个同行企业以及清华的技术人员吃饭。因为魏总同时兼任行业协会的副会长，所以这个项目是他帮助牵线的，如果吃饭他不在场，双方都会不大满意。
21：30—22：00，晚宴结束，司机把魏总送到家里。
司机在送记者回家的路上对记者说，这是魏总比较典型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晚上10点回家，应当说还是比较早的。他们这些做司机的最知道领导的辛苦。
睡觉也要睁着眼睛
“你说的事情太正常了，毕竟他们是国企，魏总是一把手，没人管着。我们是睡觉都要睁着眼睛。”对记者说这话的是国内著名电信设备企业的一位高级副总裁。其年薪几年前就达到了100多万元。
“我们待遇很好，出差必须住五星级酒店，吃饭、用车基本上不用问钱的事，我都有签单权。手机是公司给配的，话费随便，打多少都报销，但是有一点，就是公司规定24小时必须开机，随叫随到。”该副总裁有些无奈地说，“说难听的，这就相当于给我们拴上链子。别人看着我们都觉着很风光，但实际我们是没有任何自由的。”
“不瞒你说，我在北京不止一处别墅，但是我却只能住在最早买的经济适用房里。因为只有这所房子离孩子的学校近，其他的都在郊区，为了陪孩子上学，只能这样。”
他对记者坦言，公司中不少像他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也经常会有离职的想法，但也都“只是想想而已”。因为在这样的位置上做久了，不能容忍自己闲下来。“既有虚荣心，也有责任感”。“很多人期待着你，哪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这位职业经理人所讲述的事实并不一个孤例，而是国内职业经理人比较普遍的生存状态。
在赵立臣事件发生后，申万重庆营业部一位不愿透露姓氏的分析师道出事情的根源，“2008年，涌金系前掌门人魏东和方正证券的策略师华欣也都是选择跳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资本市场中，这种不幸时有发生，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压力。”
他说，证券从业人员的压力都很大。“以我为例子吧，每天7点起床，8点半打卡，上班就要关注政策、国际形势、市场一举一动等；每个交易日收市后还要开当天的研究会议，写评论以及下一个交易日的预测；碰到近期的下跌行情，安抚客户成为最头痛的事，有时觉都睡不好。白天工作9小时后，晚上回家还得再看研报、复盘等等，一天实质工作时间估计在12个小时左右”。
中国企业家协会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时工作现象在职业经理人中是非常普遍的，74.1%的职业经理人每天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其中，近半数的职业经理人工作时间在8—10小时之间；有1/4的职业经理人工作时间在10个小时以上；在工作10小时以上的职业经理人中，职务越高其人群占比越大；仅有25.9%的人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内。总体来说，职业经理人目前的工作强度偏大。
参与该项调查的数字100公司市场总监师至洁表示，通过调查分析发现，73.7%的人压力来源于企业发展的要求；56.6%的人压力来源于市场环境的要求；仅有6.7%的人是因自己不能胜任岗位而感到压力。从不同职务分析，职务越低的职业经理人，面对的业绩考核压力和内部竞争压力越大；而企业副职领导则更多感受到领导严厉的要求所带来的压力。
心态调整学会放弃
4月29日，有人在论坛上发帖道出赵立臣的“真实死因”：赵立臣用短期抵押自己贷款买来的房子，进行个人股指期货交易；并且选择建立多头头寸，但由于判断失误导致个人账户过度亏损，短期的还款压力和个人资金遭受的巨大损失，最终令这位入行3年多的新人不能承受而选择了轻生。
4月13日，中国医师协会在京发布十大健康透支行业调查结果，在被调查的30多个行业人群中出现不同程度健康受损，制造、金融、教育、媒体、法律从业人群健康透支位居前五位。这主要是因为其工作时间明显高于其他行业，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以及缺少休息和锻炼，最终导致健康亮起红灯。
师至洁认为，希望得到的太多，而又不懂得放弃，是许多职业经理人压力过大并导致心理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
新浪网一项关于“你是否愿意拿自由拿健康换高薪”的调查，证明了师至洁的说法。4月27日，新浪网对18040人所作的调查显示，选择“愿意，现实所迫，太多东西需要钱才能获得”的占46.1%；选择“不愿意，失去自由和健康，金钱就变得无意义”的占46.8%；选择“不好说”的占7.0%。
师至洁向记者展示了最近的一个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有超过1/3的职业经理人感到工作压力比较大；而感觉没有太大的压力，能够应付过来的只有19.1%；感觉很轻松，对所有事情应对自如的职业经理人更少，只占8.1%。值得注意的是30岁以下职业经理人的抗压能力明显偏弱，其中有15.5%的年轻管理者压力已经到了极限，人都快崩溃了的感觉，超出平均水平的1倍还多；有18.3的年轻管理者压力比较大，脾气变得暴躁，超出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
就此，师至洁表示，企业应给予年轻职业经理人更多的关爱，对他们进行更多的心理抚慰，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心理敏感期。
据介绍，一些在华跨国公司较早地开始关注职业压力与心理方面的问题。通用电气、IBM、思科、朗讯、可口可乐、三星等公司纷纷邀请培训师在企业广泛开展了此类培训。国内企业中只有联想、中国建设银行、太平洋保险公司等少数企业刚刚开始在中高层实施相关培训，对于大多数内资企业而言，舒缓职业压力的心理服务还是空白。
师至洁表示，目前针对企业的心理服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心理培训和ＥＡＰ。心理培训包括职业压力、心理健康、沟通、激励等方面,形式有讲授、游戏等,也包括团体辅导等重要的心理专业技术。ＥＡＰ则是职业压力与心理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包括职业压力与心理的调查分析、组织管理建议、宣传教育、心理培训和心理咨询等四级服务模式。不过，目前国内能够为企业提供心理服务的机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
业内专家指出，除了企业要加强相关心理培训和辅导外，职业经理人也要制定自我救助方案。相关调查表明，多数情况下，职业经理人会通过与朋友交流和参加户外运动的方式来释放和缓解压力，也有少数管理者会通过看心理医生和参加宗教活动的方式调整自己的状态。
无论赵立臣的死因到底如何，但其心理压力大是可以肯定的。这一事件给所有的企业和职业经理人一个警醒：改变职业经理人陀螺式的生存状态已经刻不容缓。
因高级管理者员跳槽引发的公司危机正在变成CEO们最为头痛的问题。
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的不完善，固然是CEO与职业经理人产生纠纷的根源，但同时，作为企业的CEO，在观念和意识上的不到位也是产生纷争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良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规范职业经理人的行为，无论是职业经理人阶层还是CEO们，都需要全面反思，只有同时维护双方的利益，才有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1道死穴： 道德约束
职业经理人跳槽后，对原来企业CEO反戈一击，甚至给原来企业带来巨大的伤害，在中国企业界已比比皆是，并由此产生了对整个职业经理层的信任危机。因此，规范职业经理人的行为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杰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制订良好的公司章程，严格按章程办事，并在章程中保障专、权、利的统一，这样才能有效的减少或预防矛盾的产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认为，要防止职业经理人在离职后对原企业的伤害行为，除了制订相应的法律文件外，另一个重要的措施即是组建行业协会，制约职业经理人的行为。中央党校教授王钰认为，采取适当的激励机制也是约束职业经理人行为的一种方式，尤其多用股票期权制，将职业经理人的命运与企业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这样，职业经理人即使在离开后也不会做出对企业有危害的行动。
第2道死穴： 谁更重要
如何评估职业经理人的价值至关重要，处理不好，往往会成为CEO与职业经理人利益产生纠纷的根源。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认为，当前国内企业界中，合格的职业经理人固然少，但合格的CEO更少。很多CEO尤其是民营企业的CEO还不能正确看待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价值，尤其容易低估人力资本的价值。实际上，一个企业的迅速发展，是这两者合作的结果。而在现代的高科技企业里，人力资本无疑对企业的贡献更大，在传统企业中则相对会小一些，因而对CEO来说，正确评估这两者的价值，保证彼此的利益才是消除CEO与职业经理人矛盾的主要因素。
在一般人眼中，CEO往往被看做是主人，而职业经理人则是仆人，主人自然也比仆人重要得多。但现在，随着公司投资结构的不断分散，主仆关系的颠倒可能成为新的一种趋向。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刘纪鹏认为，现代公司的发展趋势是公司所有主体不断弱化，股权也日益分化，现在美国许多公司甚至都无法证实所有者是谁，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职业经理人(仆人)则显得比所有者(主人)更重要。同样，在现代企业中，CEO与职业经理人只是工作合同的关系，若处处强调自己是CEO，反而不容易处理好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
第3道死穴： 如何处理争执
CEO与职业经理人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产生争执，双方各执己见，这常常成为CEO与职业经理人产生矛盾的导火线，这方面问题解决不好甚至可能给企业带来危机，尤其对于部分企业经理结构不完善的企业，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则成为关键。北京天则研究所研究员盛洪认为，解决此问题的方式，不见得完全以CEO为准，因为职业经理人往往是某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对问题更清楚，因此这时问题的裁决最好以董事会的意见为好，只有董事会经过充分集体讨论，才能得出更加公正、合理的结论，更令人信服，也避免了一家独断专行给企业带来损失。
第4道死穴： 如何用人
企业所有者对行业了解不深，也不够全面，而职业经理人往往是某一方面的专才，这样CEO与管理者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等的现象，而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又不够完善，尤其在没有建立起对整个职业经理层信任的情况下，CEO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似乎成了一道难题。中关村董事长段永基认为，要解决这一难题，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合理的董事会制度，尤其要有超过50%以上的独立董事。现在很多企业的董事会只是股东代表，不能真正发挥决策机构的作用，而聘任各方面专家组成的独立董事则能很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法律专家、财务专家等均能帮助董事会做好集体决策的问题。
北大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认为，民营企业CEO要解决这方面的困惑，惟一的办法就是提升自己，亲自跑一线，了解市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周其仁认为，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除非是血缘关系，CEO和职业经理人短期内还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轻易退居二线，否则会很麻烦。
第5道死穴： 如何留人
CEO要留住职业经理人，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将职业经理人的命运与企业联系在一起。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钟朋荣认为，现在很多CEO在股权激励上有心理障碍，很多CEO愿意给收入激励，而不给股权激励。因而，未来几年，能不能给职业经理人股权，将是对CEO的一大挑战。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很多企业已重视对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但在约束机制上却做得很不够，没有从合约上规定职业经理人应遵守的准则。社会职业经理制度也不够完善，尤其对职业经理人跳槽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北京标准咨询公司董事长刘纪鹏认为，能否留住高级职业经理人才，光有章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任何章程、机制都不能约束职业经理人。能否留住人才，最终是要靠市场解决，要靠流动的市场来留住人才;最关键是要建立一个职业经理人市场，CEO们都到职业经理人市场找人才。同时，职业经理人市场还应建立相应的披露制度，及时通报职业经理人跳槽的情况，真正让社会来共同监督，以市场来规范职业经理人队伍，CEO才能留住人才，这才是最佳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