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2日，腾讯研究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峰会上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指数报告(2018)》大家应该都看过了。
除了26.7万亿元的数字经济总量、数字经济6大榜单、中国数字经济地图这些抢眼亮点之外，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在这次的报告中被首次提出——数字基尼系数。
对经济学有一定基础知识的人，一定对基尼系数并不陌生。我们复习一下：
简单来说，数字基尼系数与基尼系数一样是衡量平均度的，它衡量的是数字经济的平均度。
在互联网诞生之初，我们经常谈论一种概念，即“世界是平的”。这一概念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表现是当数字经济来临，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人的优势和劣势趋同，重新回到了一个统一的起跑线上。
在一些研究中，数字经济确实有抚平基尼系数的作用，但数字经济本身其实也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毕竟，在传统基础设施较好的大城市互联网服务也更容易先发一步。
为此，数字基尼系数的提出，有助于观察整个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从少部分一线城市逐渐扩散到二三四五线城市惠及整体国民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在《指数报告》中，研究团队通过聚类分析将全国的351个城市在数字经济上分为五层，即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到数字经济五线城市。（具体城市划分请在文末下载完整版报告）
从各线城市对整个数字经济的贡献量来看，4个数字一线城市占比为20.24%，12个数字二线城市占比为19.89%，而包含65和249个城市的四、五线城市占比分别只有20.01%和27.08%。
这从直观上体现了我国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程度较高，发展显著集中于头部城市，后线城市与头部城市的差距明显。
为了进一步刻画数字化发展不均衡的状况，研究团队通过将“互联网 ”指数进行排序，并以此来计算数字基尼系数。
计算的方法为，设实际“互联网 ”指数分布和指数分布绝对平等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实际指数分布曲线右下方的面积为B。并以A除以（A B）的商表示不平等程度。这个数值即被视为数字化发展的基尼系数。
如果A为零，则基尼系数为零，表示数字化发展完全平等；如果B为零则系数为1，数字化发展绝对不平等。数字化发展越是趋向均衡，基尼系数也越小，反之亦然。
如果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对现实世界基尼系数的分级，这一数值呈现的是高度不均衡的状态。但数字基尼系数为首次提出，统计范围也与现实基尼系数不同，不能套用该分级。但这也体现出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态势。
不过，在经过同样的方法对2016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后发现，2016年的数字基尼系数是0.62。也就是说，2017年相较2016年数字经济的发展已经趋于平衡。
进一步的计算显示，数字三、四、五线城市2017年增速分别为38.33%、47.28%以及49.87%，均大幅高于一线城市的15.26%，显示出后线城市数字化建设的强劲动力。
尤其是数字五线城市在2016年增速不及二三四线城市的情况下，2017年展现出了加速赶超的态势。由此可见，虽然数字后线城市距离头部城市的绝对量仍然差距比较大，但是后线城市指数增长更快、潜力很强。随着后线城市的逐渐发力，数字鸿沟开始呈现出弥合的趋势。
这对互联网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说了这么多，对互联网公司有什么启示呢？
启示就是：中国的互联网红利可能远未结束。
互联网的人口红利结束，在过去两年似乎成为了不争的事实，许多互联网公司在开展业务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找新的用户”。
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与消费升级相对的“消费降级”潮引发了行业和资本的热议，快手、拼多多、趣头条等新星所在的产品领域是在过去早就被认为格局已定的红海领域，然而他们却在原本的红海中开拓出了全新的市场。
数字基尼系数的测算，从理论上为开拓广大的二三四五线市场产品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国的互联网人口红利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
其实，不仅如此，在此次《指数报告》中除了“数字基尼系数”还有一个“数字恩格尔系数”，同样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点。
在研究中发现，从数字一线城市到五线城市，数字经济分指数的占比从76.17%下降到33.02%，而数字政务分指数从11.86%上升到49.18%。
将高频刚需的数字政务和数字生活指数除以数字中国总指数，得到不同层次的城市的这一比值差异显著，数字一、二线城市的数字化过程已经渗透进入到较深层次的产业领域，而在后线城市，数字化场景仍然停留在刚需的政务服务、文化生活等领域。
也就是说，数字二三四五线城市不仅存量低、增速快，而且在数字经济的产品与服务品类上也还没有打开。
这似乎给我们一点启示：大城市生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总觉得身边所有人都已经用上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但走出一线城市，市场还广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