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企业文化只是成本，无法带来回报呢？有专家分析，一是企业文化建设没有抓住根本，搞的是花哨的行头：惹眼的衣着形象、公司LOGO、吃喝玩乐等等。二是急功近利，当公司绩效与事先的预期有差距时，是坚持已有的价值观还是受利益驱使？去年“非典”时期，仁达方略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非常头疼，没有业务但员工工资却一分钱不能少，支出的全都是成本。他的一位同学，也开咨询公司，干脆把人员全部解散，公司歇业。王劝他说，这样自私的公司肯定要出问题，对方却不以为然，觉得“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最终仁达方略没走一个人，得以照常运转，那家公司则消声匿迹了。如何建立企业文化，直接决定着企业文化成本的多少。有的管理者选择从企业的CIS着手，请人打造一个漂亮的外观；接着是用制度“硬性”约束员工言行，再用企业文化“软性”统一公司价值观。而有的企业从树立企业价值观开始，在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行为规范，逐渐形成制度之后，再做一些外部塑形的工作。荷兰社会文化学家霍斯坦德把企业文化这种由内而外逐层扩展的过程称之为“实践”，有的专家则总结为企业文化层层包裹的“洋葱图”模型。如果经济成本属于“硬投入”，精神成本属于“软投入”，两种投入很不一样。为了鼓励员工做出更出色的表现，增强他们的集体归属感，许多公司把标语式的口号刷在办公室的墙上，甚至花大价钱购置电子显示屏或液晶电视，不断地播放当天的股市价格浮动、公司的宣传形象以及其他主题。美国纽约莱曼银行的墙上有一条标语：“构筑梦想的地方”。微软英国分公司的电子显示屏闪烁着“你的潜能就是我们的热情”。有一家公司树着一个电子倒计时牌，提示：距某项目完成还有204天。盛世广告公司则把口号嵌入了办公大楼的地板里，每位来访者都将踏着这句话：“万事皆有可能”。
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北大、清华等校尤为明显，数典忘祖莫甚于此，也莫过于此时。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6月10日一期中《意义重大的思想》一文，作者为该刊总编迈克尔，他在文中举引英国当代哲学家克拉克认为西方自由市场原理源于《道德经》：虽然在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中国可能是落后于欧洲了，但是中国对现代的欧洲经济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一个较早的时代，当欧洲处于启蒙运动的痛苦分娩中的时候，摆脱了几个世纪中央集权官僚统治的中国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是在中国人理论的帮助下，由十八世纪中叶的耶苏传教士得出的。人们把创立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原理归功于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而一位医生出身的法国哲学家的名气相对比较小，他在凡尔赛朝廷统治时期担任贵族家庭教师的时候使斯密得到启发。是弗朗索瓦·魁奈于1758年杜撰了自由放任一词。他属于称为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一个知识分子集团。他们认为，政府政策不应干涉经济自然法则的运行。据当代英国哲学家约翰·詹姆士·克拉克说，这些思想的来源是《道德经》--被认为是中国半神话性的哲学家老子所著的道教基本经文。给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到中国旅行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高度的组织性、政府的很少干预，以及这一结合所产生的范围广泛的经济自由和高效率。他们的中国东道主对他们说，这种状态接近于老子的无为理想：按照这一思想，明智的统治者懂得，治国的最佳途径是不干预。道教主张无为而治。对于在努力摆脱封建主义最后遗痕的欧洲人来说，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相对先进性是很吸引人的。魁奈的如醉如痴使他在当时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法国人把无为这一概念翻译成laissez-faire。
国内对企业文化的热衷程度，只要在互联网上GOOGLE一下就可见一斑，更别说各类的学术研讨活动与期刊杂志和漫天飞舞的广告宣传，二十一世纪初创建企业文化的话题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如同一辙，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最明显的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光是企业文化的定义就达到了160多种，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这无疑给理解企业文化的涵义带来了困难。那么到底什么是企业文化呢？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魏杰教授认为，“所谓企业文化，就是指导和约束企业整体行为以及员工行为的价值理念。”拆解这个定义，我们会发现，企业文化具备以下特点：企业文化对企业与员工的行为具有指导性与约束性；企业文化不仅作用于企业的整体行为，而且作用于员工的个体行为；企业文化是一种价值理念。这一定义意味着企业文化不仅影响着企业整体与员工个体行为的方向，而且影响着它们的行为方式，而之所以会影响是因为有一种价值理念的存在。这是一个比较准确而全面的学术定义。另外还有比较通俗的定义，如台湾宏基的老板施振荣先生认为，企业文化是员工的共同价值观，这一观点在企业界与管理界普遍存在，粗看似乎与魏教授的定义区别不大，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主要不在价值观与价值理念，从魏教授的定义看企业文化并不一定需要员工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关键在于存在这样一种指导和约束企业与员工行为的价值理念。因此，各个员工的价值观可以互不相同，但是必须围绕在一条主流的价值观周围，受其指导与约束，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就是价值理念。这样一来，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就可以是个人的，如老板，可以是集体的，如决策层等，也可以是员工共同的。这个区别从深层次又影响着人们对企业文化其他方面的认知。
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哲学的基本命题所有人都不陌生。但做为一个企业的基本文化理念，是变还是不变，如何变，变什么，现实中却仍然是个问题。我们接触和服务的多家大型企业，领导层对文化的重视与日俱增，但近来却频频听到具体文化工作部门的抱怨和困惑。集中的问题有三：搞运动。一个领导一个思想，随着领导层的更迭，企业的文化理念口号也随之变化，有时领导层调整频繁，文化理念、工作思路也如走马灯似变幻无常。没有长期规划，难以形成持续积淀，干部员工深受其累，无所适从。部门化。文化管理成了文化工作部门的事，绩效导向的整体氛围下，从上到下，更愿关注与绩效提升直接相关的业务工作，文化宣贯文化管理被边缘化，抽象上重视，现实中忽略。文化管理单纯成了文化工作部门的任务，难以推动，流于形式，雷声大雨点小。两张皮。文化理念与制度建设不统一，不匹配，不同步。文化软约束不能与制度硬约束有机结合，制度建设过程中不能体现文化导向，文化建设中不能以制度形式固化。说得与做得不一样，甚至相互矛盾。使得所宣贯的文化理念，在员工心中难以有公信力和权威感。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会让文化工作形式化、表面化、功利化。尤其是文化理念的朝令夕改，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与管理，伤害很大，影响深远。有必要在理论上、实践上深入探讨，寻找到适合中国企业体制特征的，切实可行的操作办法与运行策略。众所周知，企业文化的理念体系通常可分为两个层次：核心理念与应用理念。核心理念即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共同愿景，是指导企业成长的基本哲学和灵魂。应用理念是在核心理念基础上延伸出的，在各个业务领域的运用和表现，如市场理念、人才理念、服务理念等等。核心理念决定了一个企业精神层面的基本基因，决定了一个企业的社会属性和团队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