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从实践中总结，而是根据权势者的需要编造的理论也是古已有之的。胡亥君临天下之后，“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李斯摸着了他的这根肚肠，挖空心思地炮制出“行督责”之说。
李斯是这样说的：“夫贤主者必能行督责之术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夫不能行督责之术，专以天下自适，而徒劳形、苦神、以身徇百姓，若尧禹然，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故谓之桎梏也。惟明主能行督责，以独断于上，则权不在臣下，然后能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荦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你看这李斯，引经据典，正反论述，何等雄辩!一番歪理，却被他说得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了。
我觉得有必要为李斯的“行督责”作一番注释。
一曰“灭仁义之涂”。对于统治者的职责，李斯用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字眼，叫做“畜天下”。这就是说，天下人都是畜牲，你可以拿着鞭子驱赶他们去为你服劳役，你可以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你也可以随时宰割他们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讲“仁者爱人”，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至少在干这一切与“仁义”二字并不相容的勾当之时不免会羞羞答答。于是，李斯要胡亥“灭仁义之涂”，干脆做一个不加任何掩饰的暴君。
二曰“绝谏说之辩”。“谏说”就是规劝，就是批评，就是提出不同意见。有“谏说之辩”，家长制就不够严密，一言堂就不够彻底，搞家长制和一言堂的人就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绝谏说之辩”，就连大臣们跪着提意见的本来就已经十分可怜的那一点监督也荡然无存。李斯大概忘记了曾使他名震一时的他的那一篇《谏逐客书》本身就是一种“谏说”，假如秦始皇时就绝了“谏说之辩”，恐怕他早就被赶出咸阳去了。但他十分清楚，所谓“谏说之辩”，其实是要触逆麟的。尽管他的这一番劝秦二世“行督责”的言论表面上也像“谏说”，其实却是与当今某些人“批评”领导“不注意休息和营养”一样，不在“谏说”之例。
三曰“行恣睢之心”。帝王们如何“恣睢”，小百姓实在很难想象，弄不好就会落下“我要是当皇帝，就天天吃油条”的笑柄。只是读过一些史料，知道胡亥之前商的酒池肉林，胡亥之后元的男女裸处，以及几乎各代都有的帝王们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大规模的旅游。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斯说的“行恣睢之心”，是要胡亥彻底地放纵自己的，能怎么享乐就怎么享乐，能怎么挥霍就怎么挥堆。遗憾的是因为时代的局限，胡亥没能坐上最高档的进口轿车，也没能洗上桑拿。
“行督责”的前提是“独断于上”。你能“独断于上”，别人就“莫之敢逆”，于是便能“以天下自适”，我行我素，胡作非为。按李斯所说，能够达到这等水平的君主，方能称为“明主”、“贤主”。与此相反，像尧和禹那样的“劳形”、“苦神”、“以身徇百姓”的，只是在服“黔首之役”，只是把天下当作自己的“桎梏”，当然就算不上“明主”、“贤主”了。这或许很能使当今某些贪官污吏和小国之君感到慰藉，甚至飘飘然地以“明主”、“贤主”自居，以为他们很懂得当官。然而，是清是浊，是明是昏，李斯说的不能算数，老百姓心里都是有一本账的，而且实践也早已作出了检验。谁如果还想像李斯说的那样去“行督责”，那就不妨看看胡亥“行督责”的结果：“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秦民益骇惧思乱。”此后没有几年，秦皇朝也就完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