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王离之军挟霸王百战百胜之锐气、刚破邯郸赵军之强勇，粮足兵利，气焰尚炽，且又有章邯军于其左翼侧应，若义军以主力与之硬拼，亦并无必胜之算。事实上，项羽杀宋义后率军强攻，乃是以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之必死决心，侥幸得胜而已，若非项氏有盖世之勇，胜负尚难预料。而主力决战若败，则义军亡矣。故项羽此举，实不足为用兵者法。
其实巨鹿城坚，兵粮尚可支，且有陈余数万兵屯于巨鹿城北，故赵王歇尚可作困兽之斗。若以部分义军近迫王离掣肘之，坐待秦军之敝;再以主力西击时已空虚之秦都咸阳，则必可致京师震恐。若章邯不救，则全取咸阳以亡二世秦，群龙失其首，剩下章邯一骁将，纵有数十万秦军，何足以惧!若章邯回救咸阳，则巨鹿之围自解，秦军长途往回，必疲惫不堪;义军若半途以逸待劳伏击之，胜算必不在小，至少风险比项羽过早地寻求与章邯王离进行主力决战要小的多。此乃较为稳妥的以不败求胜之计，不必冒以主力豪赌不胜即亡之风险，且能把握住战争的主动权也。
此亦正是围魏救赵之计，该书亦已言之(211页)。但论者却以“这一方案似乎可行，但毕竟未经实践证明，实难断定其必胜”为托辞。若如此，在在不过以成败论英雄，焉是有价值之史论略评哉!此逻辑若可成立，则设若项羽破釜沉舟之后不能侥幸得胜，则援军必全军覆亡，义军大业亦随之亡矣，则岂非项羽又是千古罪人乎?
且宋义之策略，也较近于当初楚王之战略构想，与项羽之以整个义军的前途来豪赌相比，如何能说是一个错误的策略?
项羽杀宋义，非为其谋略之不当，实是为报宋氏杀其叔项梁一箭之仇也。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挟主力冒巨大之危险过早进行不必要的战略决战，以一人之勇逞匹夫之志，而置义军大业前途于不顾，其罪最该可杀，焉足为其强辩哉!
数年后项羽以若此之刚愎自用挟勇逞强而终至于兵败垓下，身死人灭，为天下所讥，察其所以兴勃亡忽，则祸根端倪早已尽现于让他一战成名之巨鹿之战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