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术的存在无疑为宦官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技术方面的前提，而阉割术的长盛不废，则是与宫刑及宦官制度的长期延续相辅相成的。
宫刑作为一种刑罚方式，大约出现于夏商时期。在奴隶制时代的所谓“五刑”之中，它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方式，所惩治的对象起初主要是男女之间的淫罪。宫刑是基于维护夫权制婚姻制度的需要而出现的，并为适应最高统治者力图维护其家族血缘关系的纯正性需要而逐步完善。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巩固，皇宫禁苑之内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外加三千粉黛，真可谓是美女如云的花花世界。让那些年轻貌美、仪态万千的美人干粗活未免大煞风景，如果让男女混杂其间又难免会出现一些让皇帝头痛之事，于是被阉割的宦官大量进入宫廷，宫刑的施行范围也渐渐扩大到淫罪之外的各类罪犯。西汉景帝时规定：“死罪欲腐者许之”，即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由此，宫刑的性质由单纯的淫罪之刑逐渐演变为减死之刑与免死之刑。
这种变化一方面大大扩充了宫刑阉割对象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早期宦官皆由罪犯充任的局面，进而对宦官队伍的人员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司马迁因替罪臣李陵辩护，依律罪当斩首，后以受宫刑免死。
古代宫刑的对象也往往并不限于罪犯本人。死刑重犯，尤其是所谓“大逆不道”的灭族重罪，通常会牵连到子孙。此类宫刑的目的是为了使死刑罪犯断子绝孙，其性质乃是一种间接的“灭族”。明代有名的大太监怀恩就是因叔父犯罪，家族受到牵连，被处以宫刑而入宫为宦官的。清代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曾颁发律令：“嗣后逆案律应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照乾隆五十四年之例，解交内务府阉割”；其年在十岁以下暂时监禁，“年届十一岁时，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可见，迟至明、清时代仍有将凌迟罪犯子孙阉割为奴的惯例。
古代的宫刑既是一种刑罚方式，那么其执行自然有专门的机构施掌。史载，战国时期的秦国有所谓的“主腐者吏”；汉代“少府若卢狱有蚕室”，此即专门施行宫刑的场所。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朝廷中，有许多专掌宫刑的“阉工”，北宋攻灭南汉时，曾斩杀阉工五百余人。清代掌管阉割事务的官府机构，是内务府下属的慎刑司。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明、清时期的北京还曾出现过承包官府阉割事务的民间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