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和维稳的三位一体，不可能长治久安，只会导致又一轮治乱循环
在外儒内法成为汉代国策之前，士人就已经“先天子之忧而忧”，尝试儒法融合。出生于公元前200年的同龄士人贾谊和晁错，即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前者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后者则以法家为主，儒家为辅。这里暂且放下贾谊不表，只说晁错。
晁错因主张削藩而被“清君侧”，在历史中扮演了一个悲剧先知的角色。他赤胆忠心，却被腰斩于市，悲剧是毋庸置疑的，是不是先知却需要存疑。不能因为“七国之乱”就证明削藩是正确的，从事态发展看，亦可说削藩的主张引发诸侯不满，进而引发“七国之乱”。不过，重要的不是削藩的一时成败，而是削藩究竟有何价值？
这涉及到封建制和郡县制，在两千年里，这是一个历朝历代都会产生重大争论的政治问题。由于封建制被简单等同于分裂，郡县制被简单等同于一统，封建制和郡县制之争逐渐没了悬念，而有了标准答案，即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一种“历史进步”。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封建制便于地方自治，而郡县制便于中央集权，从地方自治到中央集权，很难称得上是什么“进步”。
对“先天子之忧而忧”的士人来说，是否“进步”取决于是否巩固皇权。《孟子·梁惠王下》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试图编织一个“王政”的笼子，劝说王侯钻进这个笼子。不幸的是，后来的很多士人为了把天子劝说进笼子，先把天下放了进去，晁错是其中之一。
晁错的时候，汉代的“建国大业”已经完成，需要“先天子之忧而忧”的是如何“坐江山”。“打江山”，唯恐天下不乱；“坐江山”，最好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天子和天下的共同理想。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在传世名篇《论贵粟疏》里，晁错详细讲解维稳的两个基本点：重农和抑商。
与原教旨法家强调“重刑厚敛”不同，晁错作为修正主义法家，认同“轻刑薄赋”。但是，法家重农抑商的核心政策，他继承了下来。晁错强调重农可以解决温饱问题，然后视金钱（“珠玉金银”）为万恶之源、动乱之源，“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利于稳定，却“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利于动乱。他详细解释了其中缘由：农桑不能成于一日，民众必须依附于土地，有了珠玉金银，各行各业都有可能成为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游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