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皇帝老爷“劫富”敛财，广开财源，原因无非两个：一是视财如命，聚敛成瘾;如东汉灵帝以开店售卖为乐，在宫内开设贸易市场，据说他最赚钱的买卖是卖官，大官小官全都明码标价，没钱可以赊账，到任后再分期付款。二是财政紧张，国用不足;如明末崇祯年间，朝廷发兵征剿李自成、张献忠，抵御北方后金的入侵，因国库空虚饷银无着，崇祯皇帝甚至开口向皇亲国戚化缘。汉武帝刘彻是历史上最会敛财的皇帝，我的博文《汉武帝的生财之道》对此有过论述(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c69a8010086vz.html)。
在汉武帝推行的各项财政新政中，算缗和告缗是最见成效的措施之一。尤其是汉元鼎三年(前114年)“告缗令”下之后，西汉朝廷财政紧张的局面迅速得到缓解，帝国的对外对内政策得到强有力的支持。那么，为西汉王朝聚敛了亿万财富的算缗和告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谓“算”，也称“算赋”，本是中央政府向成人征收的人头税，秦时已实行。楚汉相争之际，天下动荡，租税不给。为了增加中央财力，汉王四年(前203年)，刘邦下令凡年15—56岁的青壮年出赋钱，每人一年120钱为一算，算赋遂成为定制。到了汉武一朝，又增加了“口赋”，规定3—14岁的未成年人(一说7岁起征)，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23钱。算口赋虽然绝对值不高，但纳税基数庞大，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汉兴七十余年，尤其是文景两朝，由于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养民政策，汉王朝国力迅速得到增强。为汉武帝的内外政策打下了经济基础。然而汉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再多的钱也经不起他这样折腾。到了汉元狩年间(刘彻即位二十年左右)，朝廷已是捉襟见肘，国库空虚，连少府(掌管皇家财政的机构)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自古以来，社会财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故姜氏齐国处水陆要道，得以发达的工商业率先称霸诸侯。先秦的内陆国家(如秦国)，大都重农抑商，且有具体的抑商政策。但是商人虽然没有社会地位，在在经济上却非常富足。西汉名臣晁错《论贵粟疏》言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因为富足，他们往往和地方官、贵族豪强们勾结起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国难之财，导致社会危机加剧。当时的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要向国家缴纳田租(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算口赋、军赋(主要是劳役)，可榨取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宗室贵族属于特权阶层，虽有酎金、皮币诸律，对国家财政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能够“开源”的，只有富裕而又吝啬无比(史书载其“终不肯佐县官”)的商人了。
于是在张汤(狱吏子)、东郭咸阳(盐商)、孔仅(冶铁尚)、桑弘羊(商人子)等人的参与和推动下，汉王朝开始了针对商人的财税改革。当时法律规定，商人经商要缴纳“市税”(这是很古老的税种)，主父偃曾言：“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全国市税，当不是小数。但是许多商人并没有“市籍”(无照经营，当然不交税)，多数手工业者又不入市交易，市税自然收不上来。汉元狩四年(前119年)，汉王朝对匈奴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也就是这一年，朝廷颁布“缗钱令”，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资产和商品课税(“缗”为货币和计税单位。1缗为1贯，即1000钱，1算为120钱)。“缗钱令”主要内容包括：一、商人及手工业者“自占”(自己占算，当时应有规范的自占标准)财产和商品的价值，每二千钱抽税一算(相当于6%的税率)。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千钱，抽税一算(3%);二、对平民有軺车(轻便的马车)者(多为比较富裕的平民)，每辆车抽税一算。对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三、对隐匿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者者(匿不自占，占不悉)，没收其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凡告发者(称“告缗”)奖励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四、商人及其家属不得拥有土地(防止商人通过“名田”的方式变换身份，逃避征税)，违者没收土地和全部财产。
“缗钱令”执行的并不顺利。首先，它遭到了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对。客观来讲，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掌握商人的真实财产情况，没有强硬的手段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纳税人必然要想方设法(如隐匿资产、贿赂税务官等)规避税收征管。其次，新法受到来自官方的消极抵制。以大农令颜异、右内史义纵为首的官僚阶层，对财经新政似乎并不买账。执法严酷的右内史义纵认为这是扰乱民心，将告缗事务大臣杨可派往地方监督新政执行情况的使者抓起来，公开对抗缗钱令。为保证皮币、算缗、告缗等新政的贯彻执行，汉元狩六年，汉武帝下令诛杀了颜异和义纵，同时派出大量官员深入郡县处理算缗、告缗事务。尤其是桑弘羊升任大农令之后，告缗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有了政府的坚强后盾，算缗、告缗始得以全面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