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5年冬10月(汉高祖12年)，沛县豊邑中阳里村热闹非凡。在一个简陋的临时行宫里，一群文武大臣和另一大群庶民百姓。
然而，酒酣之余，身上的伤痛让刘邦清醒了许多。英布留给他的箭伤让他更加痛恨这些该死的异姓王爷，也更增加了他对猛士良将的渴求。想当初，韩信、彭越、英布，哪个不是独当一面，威震八方的帅才?可是他们功劳太大了，大到可以不听从朝廷的调遣了，大得可以和皇帝分庭抗礼了。他们封域广大，手握重兵，表面上毕恭毕敬，可是连睡觉都要枕着明晃晃的宝剑。所以，刘邦击败项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再一次以近乎无赖的方式夺取了他们中的老大，手握30万精兵的韩信的兵权(“驰入齐王壁，夺其军”)，并把他改封到还不算太平的南方去做楚王。此后的几年里，刘邦先后灭了燕王臧荼、韩王信、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卢绾等异姓诸侯王。此次出征击败英布，可以说异姓王的威胁几乎完全剪除了，剩下的长沙、闽越、南粤诸国已不足为患。按说刘邦应该高兴才对，为何突然又多了些惆怅和无奈?
我们查一下刘邦的日程表，发现这位马上皇帝从帝国建立之日起就没有消停过：汉高祖6年10月(也就是正式担任皇帝起)，燕王臧荼反，高祖自将击之;12月，执楚王韩信，贬为淮阴侯;7年，韩王信反，高祖自往击之;同年，自击匈奴于平成，被围7日，赖陈平计策侥幸逃脱;8年，自将击韩王信;10年，陈豯反于代地，高祖自东往击之;11年春，诛韩信;秋天，诛彭越;秋7月，淮南王英布反，高祖自往击之。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年刘邦都要亲自率军出征，手下那些吹鼓手(周勃)、狗屠(樊哙)、马车夫(夏侯婴)、布贩子(灌婴)之流打起仗来与异姓王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至于刘邦意图倚为屏障的本家同姓王们，则个个都是吃货，一有战事，非死即亡。如此一来，大皇帝刘邦变成了救火队长，整天率军东征西讨，连温暖的被窝都睡不上，岂不连秦始皇帝都不如!
然而，刘邦能够从一个地痞无赖成长为大汉开国皇帝，说明他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的头脑清醒得很。异姓王被讨平了，可是天下并不太平。北方，借楚汉相争之机强大起来的匈奴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南下大捞一笔，乃至于傲慢无比的刘邦不得不与匈奴和亲联姻;南方，那些秦朝末年纷纷独立的小国仍不服从中央的政令，政府鞭长莫及;而王国的内部，新封的同姓王们虽然成事不足，却坐拥国家将近一半的领土，大汉国东部肥沃之地差不多尽为其所有。几十年后，自己这些子孙们会不会步前朝后尘，自相残杀、弱肉强食，视中央政府和自己的嫡系子孙(*世皇帝)如草芥呢?想起这些，刘邦常常夜不能寐。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究竟能够传几世(他想起了秦王朝二世而绝的前车之鉴)?自己这把老骨头估计也熬不了几年了(还朝后刘邦箭伤加重，转年4月病死)，倘若天下有变，哪里去找英勇无敌的猛士镇守四方呢?于是，便有了那句内涵丰富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从文学的角度讲，《大风歌》虽然有点狗屁不通，但这感慨绝对是有感而发。其即有对内忧外患的焦虑，也有对人才凋敝的无奈，更有对大汉朝前景未卜的伤感。难怪这位流氓皇帝也禁不住“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怜天下皇帝心!
刘邦考虑的一点也没有错。他死后，大汉朝再也没有涌现出能与韩信、彭越、英布之流相比的优秀军事统帅。公元前154年，七国之乱爆发，刘邦的亲侄子刘濞率同姓王们起兵造反了。王朝倾全国之力，历时近一年始得以平息。而同姓王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有赖于“推恩令”的实施。公元前133年，在70余年休养生息积攒的经济实力基础之上，汉武帝刘彻用“马邑之谋”对匈奴主动开战。期间卫青、霍去病虽屡有斩获，然亦有李广利屡战屡败，丧师辱国(这三位都是刘彻的裙带关系，其军事才干与战国末期之白起、廉颇、李牧、王翦、蒙恬之属差之远矣!想来刘邦所谓“猛士”应该属于这一档次吧。)。终西汉一朝，政府始终没能彻底解决匈奴外患问题。这固然有诸多客观原因，然而不可否认，汉无良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的忧虑的确是有先见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