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思想大一统，
据史载，太学是我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是中国古代的的一种大学，始设于汉代。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创建太学，而太学的建立，也标志着我国封建官立大学制度的正式确立。
因为既然要推行儒家思想，就要官办儒学教育，太学由此应运而生。而当时的太学，据说只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科书，其他各家学说通通不开讲，这样一来就需要儒学大师来当教授，因此而设立《五经》博士，而且只有研习儒学《五经》才有当博士官的资格，其他的诸子百家博士官一律不用。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配套工程，汉武帝还“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也就是兴办乡学，全都规定教授儒经，由学成的博士弟子员“优与授官”。经此一役，天下仕人改弦更张，一心向儒，蔚然成风。
正如某些历史研究者所说：“自汉武帝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因为这显然是在实践封建社会那最经典的“学而优则仕”理念，把兴办教育与选官制度强行捆绑，如果没有儒家经典护身，那么连官场的晋身之道也被封死了，这是非常厉害的一招。到后来，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大家都趋之若鹜，史曰：“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千余名儒家大师应运而生，冲的就是那最诱人的功名利禄。
果然是那句经典哲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
有了办学的动力与压力，也就是封建朝廷必须能有效控制中央集权垂直式的各级官僚机构，就必须用儒学大一统兴办的太学和乡学，作为一种统一的官员生产流水线作业，培养一批用儒家大一统思想武装头脑，并牢固树立儒家大一统国家观念和宗法思想的官人，以便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官学也成为生死攸关的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制的关健所在，于是太学的产生，便成为了汉武帝首先要解决的人才培养配套工程，加大思想禁锢，也有效解决了吏治问题，可谓是一石二鸟，手段不是一般的老辣。
据说，太学的兴办，有两个历史人物功不可没，首当其冲当然是儒学大师董仲舒，他可谓是总设计师;而另一个呢，就是阴人很有一套的公孙弘(此人兼治儒法两家)。
这两人都曾是把《公羊春秋》学得十分到家的大学者，唯一的不同是一个动嘴一个动手，一个献策于前，一个以丞相之职实施在后。一个司理论提出，一个付之实践，配合得天衣无缝。太学从无到有，他们居功至伟，是开拓型人物。
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同理，太学的兴办和发展也符合这种通用性的发展模式。
史料显示，汉代太学初创时期规模很小，大概和现在的乡村小学的规模大致相等，只有几个教师(经学博士)和几十个学生(博士弟子)，和乡村私塾差不多，万事开头难啊。加上汉武时期穷兵黩武让财政十分吃紧，学校拨款更是捉襟见肘，所以学校是办起来了，但却发展比较缓慢，直到“昭宣中兴”，国力强盛，教育事业中兴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汉宣帝有心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因此太学也有了“枯木逢春”之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据称汉昭帝时有一百太学生，而到了汉宣帝时期则增至二百人。西汉末年虽然王朝衰败，而太学生数目却不断增多。“王莽新政”期间还扩建太学，增设博士。到了东汉时期，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幻，太学都保持一定的发展。到了汉质帝时，太学生还曾高达三万人，且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由此有教育专家认为我国古代教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也不知此种推断是否科学，至少太学生的数目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汉武时代太学不是很兴盛，属于初创时期，但他的开创意义却是最难能可贵的，而且教师少、学生少并不预示着汉武帝无事可做，事实上汉武帝对推动汉朝文化的发展功劳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