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西汉第三代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母亲薄姬，虽然在宫中地位不高，但处事淡泊，为人谨慎;刘恒七岁被封为代王，就国于偏远的代地(今山西境)，薄氏也随子就国，从此远离宫帏是非之地。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刘邦诸子多为吕后所害。至吕后去世，刘邦诸子只剩下了淮南王刘长和代王刘恒。这也算是刘恒的避祸得福吧!
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驾崩。九月，诸吕被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诸臣诛除。因惠帝刘盈无子，而吕后所立少帝非惠帝之子，故被废黜，经诸臣权衡，遂拥立代王刘恒继承皇帝位，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其基本国策就是：休养生息。他在位其间，励精图治，从谏如流，把国家带入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时期。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是这样评论汉文帝的：“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就是说，汉朝立国至文帝己有四十余年了，文帝治国，德行最好。一个有作为的皇帝，除了有符合实际的治国方略和用人之道外，必定还会有精辟的言论流传于世。现从《史记.孝文本纪》中，选出部分可以古为今用刘恒语录来，以资借鉴。
刘恒说法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十二月，文帝在与大臣们讨论司法问题时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经被治罪，却还要让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儿和兄弟连坐并罚款，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请讨论。”他还说：“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翻译过来就是：“我听说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判罪得当，百姓就服。而管理百姓，并引导百姓向善的是官吏。如果官吏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不能以法令为准绳公正地判罪，那就是在殆害百姓，并使之犯罪呀。还怎么能谈得上禁止犯罪?”
在讨论时，对刘恒的这两段语录，司法大臣们也提出了不同看法，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废除了民怨极大的连坐罪以及向罪人收缴罚款的条文。遗憾的是，这只限于刘恒时代，以后仍连坐如初。到了明、清，连坐罪更是令人发指了，朱棣在处死方孝孺时，还创造出一个株连十族的罪名。由此可知，在专制时代，百姓的命运完全系于皇帝个人德行的好坏。
刘恒说自己：汉文帝前元二年十二月，在两个月内连续出现两次日食后，文帝即诏告各地官员：“…。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直译就是：“…。接到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包括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公正，能直言敢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因此，官员要履行各自的职责，减轻百姓的徭役，节省官府的费用，做利于民众的事。”
古人认为：两个月内连续出现两次日食的异常天象，是上天在向天子示警，警告天子必需纠正过失。此时的汉文帝并没有把责任推诿到别人身上，而是自责自纠并下诏让官员帮助自己纠错。这与后世那种文过饰非，把人祸归罪于天灾的作法相比较，简直判若云泥。
刘恒说批评：汉文帝前元三年三月，文帝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用今天的话说是：“古代君王治理天下，在宫庭外设有进善言的旗帜和批评朝政的木牌，用来打通建言治国方略的途径和招徕进谏的人。可是，现在的法令中，有诽谤领袖罪、妖言惑众罪和颠覆政权罪，这就使得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了，而做皇上的也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过失了。这样下去，又怎能招揽到天下贤良之士呢?政府应废除这些阻碍言论自由的法律条文。……从今以后，都不能以任何言论来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