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王曹植的《七步诗》是中国古代最为短小而有名的诗篇之一,“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成了成语,至今引用不衰。但这首诗是不是曹植写的,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古今都有学者认定此诗为伪,理由是几种
古老的曹植集中皆无此诗。这样来立论,根据似有不足,因为我们知道,最早正式为曹植编定的集子出于他的侄儿魏明帝曹叡的旨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载,太和六年(232)曹植死,时年四十一;过了几年,景初(237~239)中明帝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于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以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中外。”这个集子显然不全:另据曹植本人先前所说,他自己选编自己的辞赋,“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前录自序》),这些还不是他一生辞赋的全部,就已经有这么多;而奉旨编撰的钦定本全集,包括赋颂诗铭杂论在内却一共只有“百馀篇”——这里一定被删掉了很多作品。
像《七步诗》这样的诗篇,在钦定本中删去不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篇非删不可,因为这首诗讽刺打击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魏明帝曹叡的父亲魏文帝曹丕。曹植这首诗当时一定非常遭忌讳。寓禁于编,早已发凡起例于曹叡,到清朝,乾隆皇帝搞《四库全书》,则为其集大成而尤其著名者也。
关于《七步诗》及其产生的背景,见于《世说新语·文学》:
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可知在刘宋时代,此诗尚颇为人们熟知,且有故事流传。好诗总是禁而不止的。《世说新语》是一部高水平的名著,其中的材料往往被视为重要的史料。据此则《七步诗》自应确认为真。
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引《世说》,其中《七步诗》的文本也是六句,仅个别字句略有异同。只是此诗的文本有繁简之别,另有一种四句本,《文选》卷六十任彦昇(昉)《齐竟陵文宣王行状》“陈思见称于七步”句下李善注引《世说》云:
文帝令陈思王七步成诗,诗曰:“萁在灶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里文字比较简略,不知是李善所见之《世说》即已如此还是他在引用时有所删节。由六句压为四句,很像一首唐人的五绝。古书注释中的引文往往并不严格按照原文引录,为简明起见可以有所省略,而为了引文的通妥流畅起见,又相应地改易少数几个字。这种作风到晚近以来还有,某些老派学者的引文有时不尽忠实于原文,就是这种老传统在起作用。
与六句本原诗相比,李善注所录之四句本保留了它的主要内容,而将诗的前两句“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删掉了。删掉这两句,诗的妙喻仍在,主要意思也没有变化:拿豆秸草作燃料来煮豆子,本是同根生的东西如此相煎甚急——现在是亲兄弟相煎甚急,令人不胜感慨。
此后更流行的文本则将李善注所引本的首句改为“煮豆燃豆萁”(《诗纪》卷十四引“一作”本)。这样一来,诗的开头就把豆和萁一道提出,更便于为下文张本,看上去要比一开始就突如其来地说“萁在灶下燃”更稳妥自然一些。这一改动不知出于何许人,其人实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