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曾经想废了太子另立，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其中大臣周昌，更是被刘邦按着脖子强令他低头，可他就是不肯，还结结巴巴地说出了那句历史上很有名的话：“臣期期知其不可!”为这件事吕后还曾经跪下来感谢周昌。不过，这个周昌后来的结局并不好。刘邦为了保护自己想立的那个儿子赵王如意，就让周昌去赵国当赵国相，因为这个周昌能够被各方尤其是吕后接受。但在刘邦死后，吕太后把周昌调离赵国，还是设法把赵王如意给杀了。周昌因为没能完成刘邦的遗愿保护好赵如意，最终郁闷而死。三国时期的魏国也有这样一个人，曹操称他为自己的周昌。和周昌一样，这个魏国大臣最终也是郁郁而终。这个魏国大臣是谁呢?
他就是魏王国的尚书仆射，掌管选拔举荐官员的毛阶。
毛玠，字孝先，陈留郡平丘县人。曹操在兖州主政期间征召他为治中从事史。建安时期，毛玠提出了立足长远、发展农业、拥戴天子以成就霸业的建议，为曹操所采纳，被曹操任命为将军府功曹。曹操任司空、丞相，毛玠为东曹掾，和崔琰一起主持选举。在此期间，毛阶所推荐任用的都是清廉正直的人士，而那些虽有盛名却不务实际者，毛阶一个都不举荐。曹丕作五官中郎将时，亲自去见毛玠，托他照顾自己的亲属，也被毛玠拒绝。毛阶本人力求以俭朴作风为人表率，因此全国士人无不以廉洁的操守自我勉励，即使是地位尊贵受到宠信的大臣，车马服饰也不敢超越制度。曹操由此感叹说：“用人能做到这样，使天下人自己治理自己，我又有什么事情可干呢!”
曹操有两套处理日常事务的秘书班子，分别称之为东曹和西曹，为了办事方便和减少官员，曹操商议减去一处。由于毛玠对人情请托一概拒绝，当时的一些人很害怕他，于是以旧制西曹为上为理由建议撤销毛玠所在的东曹。曹操知道这些人是为了排斥毛阶，就以“太阳出于东方”，东方为尊的理由撤消西曹，保留了东曹。毛玠后来升任右军师。魏国刚刚建立时，毛玠作尚书仆射，又担起了主持选举官员的重任。
魏王国的建立，内部最大的问题是确立太子，而曹操的第四个儿子曹植似乎更受曹操宠爱，为此曹操还在大臣中间征求意见。毛玠秘密地劝告曹操说：“最近袁绍因为嫡子庶子不分，导致家破国亡。废立太子是件大事，不是我所愿意听到的消息。”后来群臣聚会，毛玠起身去厕所，曹操用眼睛看着他说：“这位正是古人所说的国中主持正道的人，是我的周昌啊!”
崔琰和毛阶同为主持选举的官员，也是一个不事谄媚的正直之人，曹操刚当魏王，借故治他的罪，想让崔琰屈服，以便震慑一下那些心怀不满之人。但崔琰就是不认罪，终为曹操所杀。崔琰被杀之后，毛玠心中不平。后来更是有人揭发毛玠说：“他出门看见脸上刺刻涂墨的造反犯人，他们的妻子儿女变成了官府的奴婢，毛阶竟然说：‘使老天爷不下雨的原因大概就是这吧。’”曹操大怒，逮捕毛玠下狱，让时任魏国大理的钟繇审问毛玠。
钟繇让毛阶交代这些讥刺诽谤的言论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什么人所说。并说事情已经暴露，曹操已有所闻，话语也已经流传到百姓当中，必须如实交待出来!毛玠回答说：我在少年时就作县政府的办事官员，我的官职是长期勤勉工作而取得。我的职务处在中枢机要部门，牵涉到复杂的人事关系。有人贪图私利，以私情请托，受到我的限制，难免有人会对我诽谤陷害。并说，我并没有说过这种诽谤朝廷的话，更谈不上什么时间、对象。说我说过，必定有证据事实。最后请求与诬陷者对质。最终的结局是毛玠被免职废黜，后来死在家中。死后，曹操赐给棺木、钱和绢帛，还授给他儿子毛机以郎中的官职。
毛阶和崔琰一样，让人感觉颇有点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遭遇，所以这事实证据也就扔到了一边，至于和人对质也就更加无从谈起。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刚刚当了魏王。汉朝制度，非刘姓不得封王，曹操成王，不管是汉献帝真心封他为王，还是被逼无奈，都说明魏国代汉而立已经进入了计时程序。这时候的曹操是有一些神经质的，骂他篡汉的人肯定是有的，而他对于这一点也是深深忌讳的。所以，当时的官员必须要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凡有一点儿异样，他都会猜忌入心。这时候的曹操，已经不是那个求贤如渴的曹操了，这时候的他，是要官员表明非刘即曹态度的曹操，而不拥护曹家的官员则必须去死。
毛阶和崔琰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获罪，崔琰被赐死，而毛阶为什么只是免官呢?原因在于，崔琰的家族背景和官职都要高于毛阶，也就是影响力要大过毛阶很多。崔琰在服刑期间，仍然是门庭若市，这也是更为曹操所忌讳之处。否则，单单就诽谤之罪名而论，毛阶的“罪行”是大过崔琰的，但毛阶不但没直接被杀，他的儿子在他死后还能继续当官，原因正在于此，毛阶为曹操所忌要轻于崔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