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人民生活困苦，由此便开始大批南迁。北方的很多豪强士族带领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也开始南迁。这些人到达南方后，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或者人物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样江东的士族豪强也需要这样的人物来维系江东地区的稳定，保护他们世代相传的经济利益。由此，他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正在崛起的孙氏政权。然而，孙氏政权对江东豪强士族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
孙氏初入江东，并没有认识到江东大族的实力，认为不用依靠当地的士族就可以在江东站稳脚跟。因此，孙策当时就处决了他认为反对他的州郡长官王朗、许贡等人。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这一做法欠妥，不利于团结江东人士，也不利于自己政权的创建，便开始拉拢和利用江东士族。自此之后，开始大量任用江东人士。在他身边，除了北方南下的部分大族之外，还有大批江东人士，如朱治和虞翻，皆南方大姓士族。他们在孙策进入江东前后便开始尽力辅佐，忠心耿耿，不但巩固了东吴政权，而且也提高和维护了自身利益。孙策在初创政权之时，就十分重用士族张昭，“文武之事，一以委昭”，①且在临死之时，又以孙权托于张昭，后来的发展证明了孙策这一措施确实保证了孙氏政权的发展。孙策死后，南迁的士族大都尽力辅佐孙权，保证了孙氏兄弟政权交接的平稳过渡，也维护了江东地区的稳定。
东吴政权不断向南拓展势力时，遇到了世居南方的土著居民的反抗，士族全力帮助孙权镇压反抗的山越人民，如顾雍、全琮、陆逊等。吴郡人陆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制定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比如在他管辖的地区劝课农桑、开仓济民，巩固了东吴政权在这些地方的统治。他还向孙权建议，对山越采取剿抚并用的措施，在不断打击的同时，将山越人们迁出山区，使他们成为吴地编户齐民。“嘉禾六年（公元237）……郡民吴遽等果作杀袛，攻没诸县。豫章、庐陵宿恶民并应遽为寇。逊自闻辄讨，即破，遽等相率降，逊料得精兵八千余人。”②这样，不仅解决了山越人的反叛问题，而且增加了东吴的人口，也增加了东吴的税收，加快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增强了东吴政权的经济实力。同时，与曹魏和蜀汉的斗争中，豪强士族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瑜在赤壁之战中设计联合蜀汉击溃了曹操的80万大军，陆逊在夷陵之战中打败了刘备的70万大军。这些豪强士族在不同领域内支持和推动着江东的不断发展和东吴政权的不断巩固。
随着江南士族在东吴政权中的作用不断提升，这些士族豪强位高权重，势力开始不断膨胀。以陆逊为例，由于其军功卓著，孙权又极为重用，陆氏一门地位显赫，先后出“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③而在其他各个郡守和县令之中，江东吴郡子弟则居于大多数，“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④可见，豪强士族此时已经基本把持和操纵了东吴政权。
在东吴初期，为了得到豪强士族的支持，孙权颁布推行了世袭领兵制和占田复客制。世袭领兵制就是中央允许豪强士族的领兵权力可以世袭，这样，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就可以合法地世袭下去。占田复客制就是中央赐给世家大族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上的佃农，并规定这些佃客可以免除徭役。以上这两种措施，对于初立的东吴政权来说，确实值得肯定，其颁布得到了豪强士族对东吴政权的全力支持。但随着中央政权的日益稳固和豪强士族权利的膨胀，这两项措施的弊端日益显示出来。它们不仅削弱了中央的军事权力，而且中央的经济实力也被限制，使东吴的国力受制于豪强士族，对中央集权极为不利，双方的斗争也日益剧烈。
后来，东吴便开始削弱和限制江东豪强的权力。张昭虽然功劳卓越，但始终没有被立为相；孙权借口亲近太子而杀掉了张昭的儿子张温，废黜了张氏其他儿子，使张氏家族一蹶不振。“二宫构争”事件也使诸多豪强世族受到很大的打击。孙权最初所立太子为长子孙登，但是孙登早亡，于是孙和便被立为太子，孙霸被封为鲁王。由于孙权一直以来溺爱孙霸，致使孙霸想借宠废掉孙和，夺取太子之位。由此，朝廷在太子问题上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太子孙和，主要是陆逊、诸葛恪、顾谭等人；而另一派吕岱、全琮等则支持孙霸。孙权得知后，怕双方的斗争会引起东吴内乱，便忍痛令孙霸自杀，改立孙亮为太子，将孙和周围的人一网打尽。参与此事的豪强士族大都受到严厉处罚，孙权派人去斥责陆逊，致使陆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⑤并且杀掉了朱据，流放了顾谭等人。此事之后，孙权将兵权一分为二，让不同将领领兵，相互牵制。这样，经过一系列的打击，豪强世族的势力便大大地削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