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自公元25年至220年)196年间，真正意义上的都城只有洛阳。公元191年董卓焚毁洛阳，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长安“被”首都。196年董卓死，汉献帝逃回洛阳。此时洛阳已残破不堪，而迎接他的另一股政治势力的法人代表——曹操的中心在许昌，因此，汉献帝又被挟持到许昌。许昌也“被”首都一次。后曹操又把汉献帝带回洛阳。此间，洛阳的都城面貌已毁。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后，洛阳的宫室才又得以重建。此后，洛阳又做了曹魏45年(自220年至265年)的都城。然后，代魏的晋从司马炎称帝到羯族的石勒攻破洛阳，晋皇帝逃亡，晋朝共有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晋怀帝司马炽和晋愍帝司马邺四个皇帝都洛阳，共51年。曹魏和西晋相加有96年的都城纪录，加上东汉的196年(实际只有161年)，洛阳自东汉至西晋的都城纪录共计292年。期间，都城位置在一个地方，规模相差无几，因此，在考古上统称为“汉魏故城”。
东汉王朝的晚年不幸演义了东周晚年的历史。从董卓进入洛阳的190年，东汉已经名存实亡。此后进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8年后(198年)爆发了官渡之战，18年后(208年)又爆发了著名的赤壁之战。然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东汉的汉献帝还存在，并且直到220年，即董卓焚毁洛阳的30年后才被废，改称为山阳公。但在人们的观念中，此时早已是三国时代。那个汉献帝早已边缘化而难以吸引研究者的眼球了。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全国性的民变，张角的起义把东汉的政治地图搅乱。在政治势力的重洗过程中，各地的军阀利用自己的资源疯长着。这是一个无“天”因而也就无法的年代，谁有势力谁就可以称王称霸。因此，乱世出英雄，曹魏的创立人曹操也正是这个时候冒出来的。
曹操本姓夏侯，因成为宦官曹嵩的养子而有了靠山，在汉灵帝时就做过军官，在镇压典黄巾军起义时提升为镇东将军。董卓祸害洛阳，在袁绍为盟主的盟军中，曹操就是先进分子。在各方势力各怀心思，不敢也不愿先进的情况下，曹操却率兵与貌似强大的董卓军交锋，虽然惨败，自己也受了伤，却显示出不同常人的胆识。[1]因此，是一只质地优良的黑马潜力股。192年，曹操占据了山东的兖州一带，收编了黄巾军三十万人，从此有了资本(那个时代政治的资本就是军队)，很快发展起来。196年，汉献帝从长安逃回洛阳。曹操在谋士们的帮助下，做了很好的发展规划，这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在别人把皇帝看作累赘的时候，他却以独到的眼光，抢先去迎接那个看似无用的汉献帝，取得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动权。好的政策往往都不复杂(如约法三章)，却很管用。曹操的规划既有政治上的借力——一下子站到了道义上的高峰，四两拨千斤，同时又有经济上的实干，屯兵耕田。在策略上，他采取了稳住关中，向北发展的计划，先后收拾了袁术、吕布、袁绍等劲敌，统一了黄河流域，然后才向西、向南发展，使之成为三国中势力最为强大、资源最为丰富、政治最为安定、人、才、物最为丰富和谐的强国。
但是曹操并没有称帝，在军阀割据混战中，缓称王大体上都是对的。好的汤肴不是在锅开水沸的时候就是好吃或能吃的。从一个暴发户到贵族是要经过三代脱胎换骨的。因此，在孙权尊他为皇帝时，他表现得非常清醒，知道这是孙权在把他往炉炭上挤兑。他死后，接任的儿子曹丕称帝的时机相对成熟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怪，曹操篡汉遭到的反对一定很大，而到了他的下一代则水到渠成。这一方面因为曹操后期的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九品中正制的实施给士族做官以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待。[2]士族独霸高官厚禄的门阀制度的形成，所谓拥汉的即得利益者或群体，尤其是士族地主阶级已经看不到拥汉还有什么利益。曹魏政权即是以士族为基础，并代表着他们的利益，给他们以特权与好处。大势所趋，识时务者为俊杰。王夫子说要顺势而为，大势决定了历史的发展。当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的时候，你最好的选择不是逆势，而是顺势而为。汉的大势已去，这一点想匡扶汉室的刘备也知道，但这句口号却是取得民心的有利的政治资源，是刘备形象策划的计谋罢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你不能做，但你的下一代却可以做，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命”。而曹操的下一代之所以能，是因为曹操的死本身就是原因，曹操这么努力不就是为了下一代能称帝么?曹操这么努力没有做上皇帝，他的下一代就应该做皇帝——这是给曹操的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