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傍是一种兵牧合一的制度。从唐高祖时开始，这种制度开始衍生，一直到“安史之乱”结束，一直是当时重要的边防和民族融合的制度。
这种制度萌发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大炽于幽州，使得当时以永定河地区为中心的地带，成为了民族融合的熔炉。
所谓“城傍”，就是唐朝廷将边境的少数民族迁到内地(“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
就是将少数民族部落都迁徙到内地的军镇、城市平旁边，让他们放牧，部分从事农耕，收取很轻的税费。而且朝廷每年派出军官，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边境战争的时候，这些人自备战马、甲胄跟随出征。
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国赫赫武功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对唐后期历史及军事均有很大影响。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
一旦设立城傍，“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设立城傍后，一个州要派一个人担任专职的“统押”(这是个新鲜的官职)，对这些城傍每年训练两次，使他们知晓如何进行作战队形的排列。边防上如有紧急情况，立刻命令他们奔驰增援。
还有城傍的弟子(子女)也要由这个统押进行训练，秋天的时候就要将他们召集到一起训练，春天到了，再放散他们回去放牧。
就其本质来说，有些类似现在的民兵、预备役。但就其组织和训练来说，比现在的民兵预备役都完善。
永定河畔的幽州是当时最重要的军镇，所以城傍的设置也最多。安禄山就是城傍的统押出身，后来他虽然担任了三镇节度使，但他统领的部队主要是“城傍”，大唐的正规部队并没有交给他，当然了此时的所谓的正规部队也没什么战斗力了。
广阳城城傍的形成
永定河上下680公里，分布着许多军镇，也有着众多的城傍，难以一一尽述。所以，选取直接的资料较为丰富的加以分析叙述，是切合实际的做法。根据我的研究和以往的考古成果，位于永定河畔的广阳城及其周围地区是唐代城傍的集中区，也是民族融合众多熔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广阳城的位置就是今天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广阳村。历史上对于广阳城的记载有三处，一个是今天的北京城南宣武、丰台一线。再就是房山区长阳的广阳村。对这两处广阳，有的专家解释为有“大广阳”和“小广阳”之别。这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距离也非常近。历史上北京蓟城一带确实曾为广阳国，或者是广阳郡。但自汉代广阳王刘建开始，如今长阳的广阳城是广阳旧地是没错的。不但多次见诸于史籍，而且有遗迹和文物佐证，容后再叙。
关键是另外一个广阳，是由明代顾祖禹记载的，距离北京南城和长阳很远，不得不辩。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阳城，……开元二十年(732年)复置，以处降奚。《唐书》时信安王祎破奚、契丹，奚酋李诗降，赐爵归义王归义州都督，徙部落于幽州境内，即此。上元三年(762年)，史朝义自归义东奔广阳，此广阳谓密云郡之废燕乐县，后魏置广阳郡于燕乐故云。所谓归义即此城也。州寻废。或曰金广阳郡盖置于此。”
顾祖禹这里说的广阳城位于密云。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大哲学家、也是旅行家，地理学家，他的说法影响很大，至今，密云也有广阳旧址。
那么，顾祖禹说的是否正确呢?
其一是在高宗总章(668—670年)年间设立，用于安置新罗降户。〈〈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归义州，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旧领县一，……归义，在良乡县之古广阳城，州所治也。”
《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七》“奚州九府一”条：“归义州归德郡总章中以新罗户置，侨治良乡之广阳城。县一：归义。后废。开元中，信安王祎降契丹(当为“奚”)李诗部落五千帐，以其众复置。”
这里说的是，安置新罗的侨乡归义州后来废掉了，李诗率领的5000帐奚人和契丹人来到了这里，重新又设立了归义州。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关节是，安史叛军最后的首领史朝义到的是哪个广阳。按照顾祖禹的说法，就是密云的广阳，查《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逆臣列传上》：“朝义至范阳，怀仙部将李抱忠闭壁不受，……朝义……去至梁(良)乡，拜思明墓，东走广阳，不受。”
史朝义之死《两唐书》及《安禄山事迹》都记载的很详细。
史朝义败退到了范阳，(此处所说的范阳就是北京)，他的部下闭门不接受他了，他无可奈何之下，到良乡祭拜他的父亲史思明墓，然后向东去了广阳。
史思明墓经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发掘证明在今丰台区林家坟，正当广阳村西，从行走路线看，“拜思明墓，东走广阳”中的“广阳”指的就是广阳村之古城。
《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见《考古》1963年第3期)，上个世纪60年代对广阳城进行调查，广阳城还残存着数百米的城墙，城墙附近和墙体内发现了东周至汉代的陶片，虽然未见唐代遗物，但是城墙本身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