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游记》中，玄奘出长安可是个无比盛大的场面。比如说，唐太宗封他为“御弟”，给通关文牒，赐千里良驹、盘缠、随从，在文武百官和长安人民的簇拥下，玄奘风风光光出了长安。
但实际上，历史上的玄奘其实是个偷渡客。别的不说，他是护照也没有，签证也没办，趁着月黑风高，做贼一般溜出了长安城。
这样的出发方式，不但不体面，还冒着生命危险：一是非法出境被抓到了肯定不是个儿;二是纵然越境成功，当时的向西之路也非常危险。还记得吗，这一年，可是唐太宗派遣李靖、李勣出兵攻打东突厥的时候。刀兵无眼啊，你说你这是哪根筋搭错了吧。
玄奘大概没考虑到这些问题，或者说，就算考虑到了，他也无暇顾及，甘冒风险。能让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无非那么几个原因，一是爱情，二是自由，三是大义。而比这三者更有驱动力的，则是对真理的忘我追求。
在长安的几年内，玄奘发现自己再也无法从名僧法常和僧辩那里获取新的知识，开启新的智慧了。他曾经就佛法经义的疑问列出了一百条问题，拿去请教法常和僧辩，可是，这些问题本身已经超越了那两位的水平，更别提给出答案了。
法常浏览了问题单子，说：“我看，天下没人能回答你这些问题吧?”
玄奘犹如被当头泼了一桶冷水，十分沮丧。
法常于心不忍，又说：“这也不一定。如果是天竺高僧，应该能解决你的疑问。”
说者无心，可玄奘却把“天竺高僧”听进了心里。他立刻找到几名志同道合的僧人，大家联名向政府提出游学天竺的申请。
唐政府是个负责任的政府，他们当即驳回了玄奘等人的出国申请。理由很简单，兵荒马乱的，你们偏要往西跑，遇上敌人、乱兵，几条小命不是白丢了?
申请被驳回后，联名上书的几个僧侣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宗教界人士也得遵守国法不是?当然，这些人不包括玄奘。
从蜀地私自回长安，已经违法了，再违法一次也不算什么。毕竟，在他心目中，佛法远远高于人世间的法律。
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期，心中都会涌起一种宗教情怀。这种情怀，跟具体的宗教并无必然联系，而是人心对万事万物的敏感，对世界本源和终极真理的好奇，对肉身和尘世超越的渴望。
如果留在长安，玄奘大约很快就能成为京城甚至国内佛教界的领头羊。在同样痴迷大道、具有高度精神自省能力的唐太宗度过军事紧张期之后，他很可能亲自召见玄奘。即使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和财富，起码也代表了光荣和地位。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缺少对佛法的真正理解，没有真正的了悟，所谓高僧也只是一个装腔作势的空壳。一切荣誉、地位、敬仰等附属品只会带来肤浅的、世故的生活，一种没有意义的生活。
这绝不是玄奘为自己选择的生活。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必须到佛法的诞生地去寻求帮助和提高。
天竺还很遥远，一人一马，尽力西行吧。
就在玄奘出长安的时候，李靖接到了讨伐东突厥的命令。十一月，李勣的部队也完成了动员。而肃州刺史公孙武达和甘州刺史成仁重已经和进扰河西的突厥先头部队干了几场狠仗。
随着二位李将军的出兵，主战场沿蒙古草原阴山山脉一带展开，而西域局势也开始风起云涌。玄奘却不顾一切地往西域进发了。
尽管悟空不在，玄奘还是受到了某种冥冥中的保护，一路上，总有人会帮助他。在顺着流经玉门关的河流走了十多里路后，玄奘已经出了国境。
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此时，唐帝国实际控制的区域，已到达了西方的极限。玄奘，向故土眺望了最后一眼，毅然背向大唐，继续孤独的旅程。
不久，他来到了伊吾国。从这里向西北跨越天山，再绕行中亚草原，便可进入天竺境内了。
玄奘不打算在伊吾逗留过久，可是，他还是耽误了一些时日。因为当时正值高昌使者访问伊吾，言谈间得知有位大唐高僧正在伊吾歇脚。使者回去后，立刻向高昌王汇报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