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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恒:从唐朝景教进入中原,女真时代的景教和十字寺考据

公元1115年,女真人崛起,建立大金帝国。

景教作为唐王朝提倡的一种宗教,受到女真各部的欢迎。同时也从契丹那里继承了许多。

女真将隆州黄龙府改回祖先的隆州白龙府,迁都中都(北京)之后,改称隆州“宽城府”(宽城子)。为北方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而这里也居然成为东北的景教传播中心。

契丹辽国失败之后,回鹘人、蒙古各部等都归附了女真金国,其中回鹘人信奉景教者不少,蒙古克烈、乃蛮与汪古等部,也是信奉景教的部落。回鹘人曾一度风行摩尼教,但后来又代之以景教,被称为“特尔赛国”。辽夏金元时期,高昌回鹘的景教信仰比较普遍,从而使中原地区因遭受会昌法难而受到打击的景教徒终于找到了一个较好 的传教环境。于是,一批在东西方均受迫害的景教徒来此传教、生活,相互聚积起来,并 结成景教团体,使这里的景教势力大涨,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世界的景教一大中心。金朝朝廷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至少不加以干涉。回鹘人善于经商,从前往辽朝经商的回鹘人,绝大部分照样和金朝保持来往。

重要的是,位于金皇陵的景教寺院,除了担负祈祷祭祀职责之外,也是景教徒聚会的地方。祭祀中和萨满教、佛教、道教同时存在。

蒙古克烈、乃蛮与汪古等部,从辽以来便都是世奉景教的部族,到了金朝依然不变。克烈部和乃蛮部 在契丹强盛时,曾是辽朝的属部之一,他们之间常有贡使往来,克烈部落酋长往往受辽朝 册封,如大安五年(1089),道宗就曾封磨古斯为诸部长。克烈部大约在11世纪初即归 依基督教,后来的克烈部人常是些基督教徒,而汪古部则是信仰基督教的大部落。外国人经常将景教直接记载为基督教。“蒙 古有好几个部落,如外蒙之克烈,外蒙之乃蛮,贝加尔湖东部之蔑里乞等等全是信奉基督 者……蒙古一带,大都是聂思脱里派的信徒。”

巴托尔德说:“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宣教的活动是和商业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在有关克烈人信奉基督教的叙利亚文记事中,直接说到这一民族的可汗从基督教商人得到有关基督教教义的消息。”江文汉认为,“唐 武宗以后,景教在中国本土大概是不存在了,但是在边境,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当中, 景教并没有绝迹。后来,发现外蒙古境内的三大部落:克烈(Kerait)、乃蛮(Naiman)、蔑 里乞(Merkits)以及内蒙的汪古(或雍古,Ongiit)都是崇奉景教的……克烈部位于贝加尔湖之南,总计20多万人,北宋时即已归化聂派基督教”。而英国学者穆尔也说:“基督教 徒在12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期在中国北部边界开始增多(据说整个部落信了基督教), 后来基督教徒渗入中国本土。"‘内蒙的盖山林亦指出,作为来自新疆地区的回鹘人汪古部,辽金之时向东迁移,居住于陕、甘和内蒙古大青山南北,因而较早地把景教传播到了这些地 区。

上述诸家之说,表明辽朝至金统辖下的克烈、乃蛮、汪古等部,均是信奉景教的部落,他们对景教的传播,想必会产生相应的影响。金朝流传过景教,此说当可成立,前文所述出自西域聂思脱里贵族的马祖常先世伯索麻也里束、习礼吉思父子,二人均生活在金代,他们正是金代的景教徒。元人黄漕记载说:

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帖穆尔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辽 亡,失母所在,为金兵所掠,迁之辽东,久乃放还,居静州(即净州,又作靖州,治今内 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村——引者)之天山……金主熙宗闻其名,数遣使征之 .....终不起。伯索麻也里束生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凡诸国语言文字,靡 所不通 泰和中,以六科中选,试尚书省译史。卫绍王嗣位,始通问于我太祖皇 帝。信使之副难其人,卫绍王曰:“习礼吉思忠信而多智,且善于辞令,往必无辱。"‘及 入见,上爱其谈辩,而观其器宇不凡,称叹久之,因赐名曰“也而添图古捏",汉言“能士”也。暨再使……留之三旬,知不可夺,乃厚礼而归之……贞佑末,挈家从金主宣宗南迁汴……寻擢开封府判官。内城之役,加昭勇大将军,充应办使……元光二年 秋,谍报大军将攻凤翔……与大军前锋遇于浚水,战不利,且战且却。将及城,伏兵 遮其归路,矢尽援绝,人殊死战。大军围之数重……披者毕发,矢集其身如猬,骂不绝口而死。

宣宗命词臣王鸨草制,赠辅国上将军、恒州刺史,谥忠愍。敕葬凤翔普门寺之东,立庙,赐额曰褒忠。

伯索麻也里束被迁往净州,那里属于汪古部居地,伯索麻也里束遂为汪古人。汪古部是为金朝守卫边城的部落,也是信奉景教的部落,又称白达达或白駝題,有阴山汪古和临沸汪古。“金徙临沸汪古于辽东,阴山汪古则为金守北方边墙”,后者居住在今内蒙黄河河套以北的天德一带。伯索麻也里束、习礼吉思父子显然都是景教徒,二人名字均为教名。伯索麻也里束之名,“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中,尤多见之”。

马庆祥“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罗香林认 为马庆祥通晓女真文、蒙古文、畏吾儿文、叙利亚文,其中叙利亚文正是当时景教奉行的主体文字,汪古部使用叙利亚文,正是由于他们信奉景教的缘故。至今考古发现的元代及其以前的许多景教石刻,上面都有叙利亚铭文。马氏从辽东迁居净州,又迁居开封,随其迁徙者绝非只有父子二人,由此可知他们必会把景教带到迁居之地,而净州、开封本来就是唐以来景教传播的主要地区之一。马庆祥作为金朝知名的官员和通晓景教 主体语言——叙利亚文的难得的翻译人才,他对景教在金朝的传播,比起其它景教徒来 讲,产生的影响自然要大得多。“抑自和禄采思子孙被掠,旋迁居于金人所属静州等地 后,而金国亦遂浸为景教所传播。”

金代大文豪元好问的文集中,记载了迁至辽东的汪古部人信奉景教的这样一个传说:

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还,敕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或言上所见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唯回鹘人梵呗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

《新约全书》记载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仆倒在地……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

金太宗出猎所遇,与《使徒行 传》保罗(即扫罗)所遇正相类,和十字寺出现的神祗,也是一样的。

可见这一传说源自基督教。

金初“辽东无塔庙”,说明当 时佛教尚未传入其地,因此这里的“梵呗之所”应当指景教教堂。金太宗所见之“金人”, 殆即为景教徒被迁时所携行之圣像,他从汪古人手中得到的画像,亦即为其信奉景教者所陈设之圣像。“斯亦足证金自太宗以至章宗与废帝时,其国内正有景教传播也".。

西京大同,在金朝应是景教传播的一个中心。金亡后约20年,鲁布鲁克东行经过金朝故地,见到“契丹有十五个城镇中居住着聂思脱里教徒,他们在称作西安的城市里有 一个主教区”。

西安,原文作“Segin”。柔克义认为这里的“Segin”,应该指西京大同,而并非西安。他说:

奇怪的是,1276年左右两位著名的畏兀儿景教徒马•阿伯拉罕和拉班•索玛 (即前引Wallis Budge书中提到的拉班•马可和列班•扫马——引者)从北京十字寺出发,到达山西南部的霍山。游历西亚途中,提到唐兀惕即黄河河畔的宁夏城,说它是重要的景教中心,却 一次也没有提到西安府即长安。设若此时长安为主教区,那么这两个朝拜者会游访 这座城市,至少应提到它。Segin可能代表汉文“西京",即西部都城;这个名称经常用于西安府。

也就是说“Segin”未必指西安,可能指大同。辽金元时期,西京均指大同,而大同亦确为景教盛行之地,鲁布· 鲁克书中的“Segin”,当即大同。

如同马可波罗在西夏故地发现景教教堂和景教徒一样,他于元初在金朝故地也有同样的发现。他在天德州(Tenduc)见到“治此州者是基督教徒……此种持有治权之基督教徒,构成一种阶级,名曰阿儿浑,犹言伽思木勒也。其人较之其它异教之人形貌为美,知识为优,因是有权,而善为商贾”。

在契丹旧地(Catai,指辽朝故地)、元初乃颜所领辽东大部分地区(这里曾是金朝属地)、哈强府(Cacianfu,可能是延安)、京兆府(Quengianfu, 指西安)、关中(Cuncun)等地及沿途的居民中,见到数量不等的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

由此可见,金亡后不久,其故地今内蒙、山西、陕西、辽东、河南一带,均散布着聂思 脱里派景教徒。鲁布鲁克、马可波罗所见元初金朝故地散布的多多少少的景教徒,和上文所述西夏的景教信仰一样,其实反映的是金朝末期的景教传播状况。

此外,鸟居龙藏在阿什河古城发现了属于金代的金属制成的十字架,尽管鸟居龙 藏对这枚十字架并无再多研究,但它无疑可以视为金代景教流传的最直接的考古证据。 同时,陈垣也指岀:“圣公会在大同之西北挖出好些铜十字架。此种十字架乃十一二世纪,聂思脱里派祭祀所用者。"那么其中当有金代的铜十字架。而俄国学者K • A •热列兹 涅柯夫在阿什河下游河湾地带,也发现了很多金代器物,其中有一件十字形石器。作者在文中对这件石器并无介绍,所以这件石器到底是不是景教的十字架,尚不能确定。但联系鸟居龙藏考古中发现的金代金属十字架以及圣公会发现的铜十字架,也不排除这件石器是金代景教的十字架。

迁都后的大金帝国,国富民强,从西方传来的景教(基督教)成为大金三大国教之一(道教、佛教、景教),由于景教和女真萨满教相融合,几乎全民信仰,许多血统尊贵的黄金萨满(拥有黄金血统传承的金衣萨满)是金衣大主教(地位高于红衣大主教)。主要聚集地隆州宽城府成为东北亚最大的景教圣地,全城大小景寺(教堂)有数十处之多,信仰民众有数十万。此时的隆州人口近百万,城内居住着女真、汉、渤海、契丹、奚以及西域、波斯、大食各族,还有相当数量的来自欧洲的景教传教士。

隆州城墙高大,分为内外两城,各族百姓安居乐业,有专门传道的景僧(牧师)在景寺讲道,大多数信徒为富有的地主阶级,修建大小景寺,小市民在官办的最大景寺听道。

此后蒙古崛起,围攻隆州宽城府,由于隆州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遭受重大伤亡,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攻破隆州城。蒙古人信仰原始萨满教,认为这里是不详之地,遂下令屠城,近百万人遇难,史称“隆州之屠”。

蒙古人将隆州城墙拆毁,逃亡幸存的隆州府百姓迁移到曷苏馆、胡里改、辽阳和中原等地。蒙古人又纵火焚城,将尸体和城中建筑一并烧毁,大火燃烧了数周才熄灭,这座千年古都变为一片废墟,又将废墟挖地三尺,夷为平地,(今天我们仅能在长春宽城区小城子村附近找到当年残存的遗迹)。茶啊冲这座拥有四千年古典历史的东北古都第一次遭遇屠城的灭顶之灾,作为肃慎民族上层知识分子的精英消失殆尽,无数的典籍、艺术品被毁,代表东北本土文明的茶啊冲文化消失了,作为肃慎主体的女真民族重回部落时代,东北本土从此进入了长达600余年的黑暗时代。

聂派基督教虽然在金代中国消亡了,但在这一时期,聂派基督教在整个东方的传教活动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东方教会在活跃时期,聂派基督教传播到了居住在东亚努腊河和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克烈部、阿尔泰山附近的乃蛮部、色楞格河流的蔑儿乞部甚至阴山以北的汪古部。这就是蒙古人的崛起,凶悍的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陆。(王德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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