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西夏国的消亡，西夏文没能“活”下来，出土的西夏文著作《德行集》等成为天书。前两年，有人研究发现，《德行集》的一段文字，实际上节译自苏轼的《富郑公(即富弼)神道碑》，是现存最早的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苏轼作品。这个发现表明西夏人对富弼其人其事的重视，也表明东坡诗文在西夏如同在辽国一样有过广泛的影响。
辽和西夏都曾是宋的对手和威胁，但都倾慕大宋的文化和制度。与汉唐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相比，辽和西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游牧民族占有了农耕地区，统治区兼有游牧、农耕等多种生活方式，这必然使他们更深刻地受到汉文化——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影响。
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清醒地认识到辽国“委实强盛”，西夏“日渐壮大”，与古代夷狄大不相同，已是中原文明的劲地。
在富弼看来，辽和西夏强盛的原因，正是由于他们进入了农耕区，这些农耕区的汉族英豪皆为其所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
西夏国建立后，富弼最早意识到了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微妙。1038年，元昊自立并率军侵宋，不久富弼上书论事，在力主讨伐西夏的同时，指出西夏通过联姻与辽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极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势，共同侵伐大宋，或者互为声势，或者借助对方军队，如果形成这样的局面，那大宋的麻烦可就大了。他多次提醒朝廷，必须避免两面作战，那样的话，“即国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间？”所以决“不可使至于此极也”，凡涉及辽、夏的外交活动，他都以此为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
1042年，富弼担心的问题终于出现了。辽国大兵压境，与西夏形成掎角之势，大宋顿时危急。富弼受命奔走于辽宋之间，他的任务，是化解与辽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并尽量降低代价。他投入全部的身心从事这项工作，在那样的条件下，可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在最终商谈增加岁币数额的时候，谙熟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富弼，不动声色地把西夏“磨”了进去。
辽国引火烧身
从效果看，富弼出使辽国十分成功。他透彻的分析，令辽兴宗打消了举兵南侵的念头，漫天的战争阴云消散。由于双方交涉深入务实，和约订立后，产生了很强的约束力。数十年后，苏轼所撰《富郑公神道碑》说:“增币二十万，而契丹平。北方无事，盖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诵其语，守其约不忍败者，以其心晓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