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新任江西兴国知县海瑞,向江西巡抚吴尧山递交了一份题为《兴国八议》的呈文,就本县的各项政务改革逐一提出主张。其中第八条称:兴国县人口不多,冗官不少,像清军县丞、捕盗主簿这些副县级职位,于政事无补,对民众无益,还留着有什么用?不如都裁革掉。一时间,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小小的知县公然提出要为自己“减副”,江西官场上又多了一件轶闻。如果以此为切入,再对古代地方政府的副职设置、权力分配以及副职与正官相互关系的处理等,都作一番观照,看看副职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精彩和无奈,相信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
正职与副职,到底谁怕谁?
秦汉时期的郡县副职都以副署文书、佐理事务为日常工作,除非特许,没有过问其他政务的权力。西汉末年,庐江都尉刘敞下到基层,民众手里拿着枯萎的稻谷投诉:“本地连年遭旱,县吏竟然还强逼我们完税!”刘敞说:“这事归郡守管。”于是他就拿着枯萎的稻谷去向郡守反映民意。郡守先否认旱情,等到刘敞拿出枯萎的稻谷作为证据后,竟然恼羞成怒,反问刘敞道:“这是都尉该管的事吗?”刘敞不服,就与他争执起来。后来,分管该地区官纪监察的刺史向中央报告后,中央立刻将刘敞免职,召回长安。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任永宁主簿时,与知县感情相恶。司马池去见知县,说要研究某项公事。知县故意面朝南坐摆出不予理睬的傲慢姿态。司马池不买帐,走上前去硬将对方的身体扳转过来,迫使他恭敬有礼地与自己对坐论事。这种情形简直可以算作荒唐戏剧中的一幕,但是却真切地反映出正副职之间关系的尴尬与无奈。
汉景帝时,郅都当济南太守,先后有几个都尉与他共事,都像害怕老虎一样害怕他。后来中央调宁成来当济南都尉。宁成比老虎更厉害,气势一下子就超过了郅太守,郅太守反过来还要小心敷衍他,向他笼络感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虽然同样是副职,但都尉与郡守的相处又有不同了。其主要原因大概在官职级别上:郡守级别是二千石,郡丞级别为六百石,相差十分悬殊;但都尉级别比二千石只是稍微低一点而已。于是,副职对正官“不买帐”,甚至针锋相对,出现相互对抗的现象,也不少见,前文所举庐江郡尉刘敞与庐江太守相争也是一例。
唐代韩愈写过一篇《蓝田县丞厅壁记》,记载了一个姓崔的朋友,在担任谏官时因上书言事而受人排挤,被打发到蓝田县任县丞。崔县丞本来想,当县丞就当县丞呗,照样能够有所作为。可事情却不那么如愿。韩愈这样写道:办理文书时,办事小吏怀抱已经完成的案卷找到县丞,左手把案卷前部卷起来,右手递上笔,站直了看着县丞,说道:“你应该在这儿签名。”县丞抓起笔,在预定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签上名字,再问办事小吏是否合适。小吏说:“可以。”公事就算办完了。至于案卷上写的是什么,县丞一点不清楚。所以韩愈慨叹道,县丞“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好在庭院里有老槐树,靠墙有竹子,还有流水,崔县丞于是每天清扫庭院,培土浇水,然后吟诗作赋。有人问他忙什么呢?他就说:“我正忙于办公,请勿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