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指示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条一直为后人称道的知识分子政策，宋代究竟执行得如何，宋代士大夫在这把保护伞之下又是怎么做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先生治宋史多年，他认为，宋代士大夫之所以风骨最盛，与当时基本国策的保护伞、健全的制度程序以及士大夫阶层自觉意识的崛起是分不开的。
宋太祖立“誓碑”不杀士大夫，是出于什么考虑，这条国策与我们所说的唐宋之际社会变化也有关系吗？
虞云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称为士或士大夫。宋太祖誓碑的内容，实质性的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优待赵宋所禅代的后周柴氏后人；第二条要求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第三条告诫他的子孙后代遵守前两条，否则“天必殛之”，将受到老天的惩罚。第一条针对他所接收旧政权的后人，对象颇有局限；第二条针对参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则具有全局性意义。
首先，从中唐安史之乱以后，整个天下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宋太祖说法，五代换了好多个姓，换了十来个皇帝，实际上是武将在操纵政权更迭。这种天下，可以凭借强力争夺，但当更强有力的对手出现时，政权就要易主。宋太祖本人也出身于武人，也是通过这种手段建立宋朝的。他当然要考虑赵宋不再成为第六个重蹈覆辙的王朝，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长治久安，他痛感必须结束武人政治。
第二，唐宋之际政治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唐以前贵族政治寿终正寝，君主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中唐以后出现了一个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阶级，他们最终取代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身份性的门阀地主阶级，成为唐宋变迁以后整个政权的基础。隋唐以后开始实行的科举制，进入宋代后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这种“取士不问家世”的科举制，实际上向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敞开了经由科举取士进入统治圈的可能性。唐宋之际社会变化在社会阶级关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凭借科举制作育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士大夫阶层。这一阶层形成以后，势必要进入官僚统治圈，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宋太祖誓碑中所说的“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既是这种社会变化的反映，也进一步在政策上推动着这种变化。
第三，宋太祖的个人因素。赵匡胤虽出身武将，却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士大夫的重要性。他在征南唐时，就专门搜取了大量书籍，用车子拉回营寨。针对周世宗的怪讶发问，赵匡胤说：我身负重任，常恐不能胜任，所以就聚书阅览，“欲广见闻”。建国以后，他就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认识到武力可以夺天下，但绝不能以武力治天下。当然，宋太祖此举也自有统治术的考虑。他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选派干练文臣百余人，去分治各个大藩，即便他们都是贪官，危害性也抵不上一个武人。文人最多是贪污，而武人一旦作乱，老百姓就要饱受干戈之苦。他显然也是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角度做出抉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