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两种人而已
一般来说，一个人被贬了以后，会呈现两种姿态。
第一种姿态是，彻底趴下了。即便以后站起来，也不敢再叫板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就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遥想唐朝，韩愈为了劝谏信佛的唐宪宗，呈上了一篇千古名文《论佛骨表》，痛骂佛教对唐朝的危害，更痛骂皇帝不务正业，只会信佛玩乐，等等。结果，这些义正词严的话，把唐宪宗惹怒了，这位皇帝大笔一挥，就把韩愈发配到潮州去了。
史料记载，到了潮州后，韩愈立刻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反复陈述自己现在穷困潦倒的生活，并大吐苦水，说潮州的环境如何如何地恶劣，自己的身体如何如何地孱弱，等等。此外，韩愈还大肆吹捧唐宪宗，说他是唐朝最伟大的英明君主，没有之一，希望皇帝大人不记小人过，不跟自己计较，等等。
可见，韩愈就是想通过摇尾乞怜的姿态，博得唐宪宗的同情，好离开这个蛮荒之地，重回富庶的京城。
像韩愈这样的，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而是一群。大家可以想象，历朝历代，甚至我们现在的身边，都有这种人。
每当谈论国家或公司大事时，这种人都会慷慨激昂，好像真的有肩担道义的决心和勇气。可是，一旦被贬入地方或者是降职罚俸了，这些人就彻底了。他们会忘记自己的初衷，马上写一些凄凄惨惨戚戚、哀哀怨怨、催人泪下的东西，以博得上司的同情，好回到先前的位置上，重新获得失去的那一切。
除了这种一旦被贬就彻底趴下的姿态外，另外一种则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会趴下，更不会认。
范仲淹，就是这种人的杰出代表。
史料记载，范仲淹在离京前，专门写了一篇千古名文《上资政晏侍郎书》，送给自己的老师晏殊，用来感谢他对自己的栽培、知遇之恩。
在这篇文章中，范仲淹是这样告诉老师的：我范仲淹是一个“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的人，假如朝廷重用我，我会比今天干得更好，也不枉老师推荐我一场;假如老师喜欢那种“少言少过自全之士”的人，那么这种志于禄者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您又何必推荐我当官?
可见，即使范仲淹被罢官了，也绝对不会低下自己高贵的头，去苟且偷生、去叫苦求饶。
在这篇《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范仲淹第一次向天下展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并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
这种思想，就是范仲淹津津乐道的“天下两种人”之说。
史学家们认为，在痛骂晏殊时，范仲淹的这种思想，就已经非常成熟了。在他的思想体系里，中国的朝廷上面站着“两种人”。这两种人，可不是什么文臣、武将，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上划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两种人。
对这两种人，范仲淹的定义是：一种是忠于道的人，称为忠臣，或曰“君子儒”;另一种是忠于禄的人，称为奸臣，或曰“犬儒”。
范仲淹认为，忠于道的君子儒，是一群坚守孔孟之道的人，是一群相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的人。在这些君子儒心中，有一个永远需要捍卫的“道”。志于此道者，虽高居庙堂，也心系天下，为道统而活，守孔孟之道。志于此道的官员，更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来鞭笞自己，把自己当成天下的典范。“帝王师”们面对暴君、昏君时，会挺身而出、冒死直言，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规劝皇帝，而不顾忌自己的个人荣誉、身家性命。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也……志于此道者，此之谓也。
反之，范仲淹认为，忠于禄的犬儒，是一群奸臣、小人。这是一群信奉“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有奶便是娘”，疯狂地痴迷着金钱的人。这是一群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他们可能也懂君主之道，但他们宁愿抛弃所有的原则，匍匐在皇帝的脚下，一切以皇帝马首是瞻，毫无原则。只要皇帝给够他们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这些小人就能完成皇帝的一切“愿望”。至于皇帝的愿望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劳民伤财、是不是祸害国家，这些犬儒全都不管。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皇帝高兴，让自己挣钱，其他的东西，全都免谈。一切向钱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志于此道者，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