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5年，忽必烈再次向日本派遣使团，由礼部侍郎杜世忠和兵部侍郎何文著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
公元1275年4月15日，元朝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一行抵达日本长门国的室津，他们的计划是越过太宰府，与日本京都朝廷直接进行交涉，却被长门守护押送回太宰府。太宰府接到北条时宗的命令，又将使团成员送至镰仓。
这是忽必烈所派出的使团第一次来到镰仓，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谈判桌，甚至不是以往的拒绝，而是日本武士的斩首极刑。这一次，年轻的北条时宗态度更为强硬。
公元1275年9月7日，使团主要成员共计五人全部被拉到镰仓郊外的龙口斩首。
临刑，杜世忠作此绝命诗篇：
出门妻子赠寒衣，
问吾西行几日归？
来时徜佩黄金印，
莫见苏秦不下机。
杜世忠的悲剧一方面是因为幕府“为他们最近的成功而骄傲，相信上帝能挽救他们”，更多是源自于镰仓幕府的武家政权特质。
日本学者今谷明对此所作的分析可以说是相当客观的：“被置于长期锁国状态下的为政者的无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国家之间的悲剧多次杀害元使节的得宗政权就是其典型。既然杀害了外交使节日本方面已经违反了规则，那么文永、弘安的战争就不能单纯地看作元的单方面侵略了。”
在被北条时宗处死的使者中，有汉人也有高丽人，还有畏吾儿人。
忽必烈不可能忍受这般侮辱。
在当时，蒙古人作为一支古朴的民族，其杀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后的一面，但是他们也更加坚定地认为斩除使者是两国交往的大忌，是对自己最大的污辱。
早在公元1218年，当花剌子模国王处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者和商队后，就曾引起成吉思汗的极大愤怒，蒙古帝国第一次西征即因此而爆发。
忽必烈与他的祖父一样，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惩罚日本。他一方面多方招募军队、筹集物资，另一方面决心与日本周旋到底，继续“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求日本迅速朝贡称臣，他似乎是要验证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轻视到何种程度。
公元1275年2月末，元世祖忽必烈将由南宋降卒组成的“蛮子军”一千四百人派往高丽，进扎在海州（黄海道海州）、盐州（同道延安）、白州（同道白川）三地这三州一直以来都是蒙古军团的屯田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