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明代,一般人首先想到的是,朱元璋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对江南的打压、征收重赋,专制乃至八股取士对士人思想的束缚……等等,总体上是负面的。
当然也有表彰,如清官海瑞的对抗皇帝,东林党的抗争与正气,包括李贽等在内的泰州学派的所谓思想解放,以至晚明的所谓个人主义的彰显,这些都可以归结到所谓士人、儒者对专制王朝的批判,表彰背后最终凸显的还是所谓王朝的专制。拙文想拈出明史中几个旧有的问题加以重新讨论,以期呈现历史更为复杂的面向,并进而提出一些进入明代的可能的新问题。
重看朱元璋
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问题。
对于明太祖在江南征收重赋,历来的看法是打压江南士大夫。日本学者檀上宽的研究则把江南重赋与发行大明宝钞的通货政策,五件疑狱(空印案、胡惟庸之狱、郭恒案、李善长之狱、蓝玉之狱),迁都北方(明太祖计划迁都西安,但因皇太子的去世而无果,后来是永乐帝迁都北京),科举分南北卷等统摄在一起来考察。檀上宽认为,由江南士人、富民、地主的援助而成立的明初政权的性质是南人政权,明初的这些政策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封闭性,而由南人政权蜕变,跃升为全国性的统一政权。
明初,江南民间盛行流通白银,而北方则缺银。明王朝发行宝钞纸币,禁止白银流通正是为了统制江南经济。江南重赋则是为了保证全国财政,平衡南北经济差异。如此,江南重赋、发行大明宝钞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檀上宽把元末明初的富民、地主阶层分为维持乡村秩序型、追求私利型和权力志向型。元末,政治上被疏远的南人所处的"元朝性江南社会",属于典型的追求私利型;到明初,这种南人为政治主体的"江南社会"使弊病变得更严重,明初各种政策正是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通过疑狱事件以肃清追求私利型、权力志向型富民地主阶层,而把维持乡村秩序型富民、地主阶层作为政权基础。同时,追求"公"的维持乡村型富民、地主阶层主动顺从王朝理想,二者同样出自儒家理念的合作,上下呼应,共同构筑了王朝新的政治社会秩序。
在明初科举中,录取人数南方远超北方,太祖为此特意改变录取结果,多录北人。永乐帝之子洪熙帝时则实行南北卷,在制度上改变这一状况。值得注意的是,主张实行南北卷的大臣不乏南人,而南方士人也愿意接受压制南人的南北卷,这是基于南北一视同仁的"至公性"。士之为士,意味着要超越一己地域,而有全国性的关怀。而明朝要成为全国性政权当然要克服其地方性的南人政权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