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从自己的见闻与立场出发，以异于当时士大夫的标准，构建出明朝君臣两类截然不同的政治形象:开创者的英名和末世君臣的无能与自私，并把这种评价贯彻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将其作为构建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及抑制文官集团、强化皇权的话语权力。康熙这一评价及其意图对有清一代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实为明清易代中至为重要的环节。
1644年，清朝入关，定鼎燕京后，最为重大的政治议题无疑是如何迅速、顺利地承接明代的统治，实现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这一客观形势决定了清初统治者在评论明代时必然采取颂扬与批判的双重政治话语。顺治朝是清统治者使用这一策略的开始。康熙亲政后，更是以明亡为鉴，对明朝二百七十余年的统治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检讨，并将此策略发挥到了极至。本文即通过勾勒康熙眼中明朝君臣的形象，来具体考察康熙帝吸取明亡教训的方式和策略，并以此窥探评鉴前朝对有清一代政治走向的影响。
史学界往往以“清承明制”来概括明清两代的传承关系，也有具体的研究探讨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对明朝的继承与变革。这些研究从制度沿革的角度言之，自有其道理。然而，清初君主如何吸取明亡教训，赋予亡国的明朝何种喻义，它们对清代政治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一系列关涉清代统治合法性以及政治走向的重大问题，虽然已引起史学界的注意，但尚未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不揣浅陋，拟对其作一番专门的考察，以就教于大家。
(一)明朝君主的两幅形象
康熙对明朝的总体评价甚高，曾谕《明史》纂修官曰:“有明二百余年，其流风善政，诚不可枚举。”但揆诸史料，我们会发现康熙眼中的明代君主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1·推崇有加:明初君主
康熙对明太祖褒扬有加，六次南巡中，有五次亲奠其陵，并作祭文:“维帝天锡勇智，奋起布衣，统一寰区，周详制作，鸿谟伟烈，前代莫伦。”且毫不讳言，以其所创制度为自己施政的重要蓝本，“皇明祖训一书，萃列后之谟，兼众智之美，至于去邪纳谏之规，勤政慎刑之诫，内而宫闱之礼教，外而朝堂之政令胥尽于斯焉……朕披览之际心焉景慕，常以为鉴。”
但事实上，康熙并不认为明初君主完美无缺，曾谕户部“苏松浮粮乃明太祖苛政”，又暗指明仁、宣二帝过于宽仁。但就熊赐履对所修《明史》中洪武与宣德的“訾议”，他却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朕思洪武系开基之主，功德隆盛，宣德乃守成贤辟，虽运会不同，事迹攸殊，然皆励精著于一时，谟烈垂诸奕世，为君事业，各克殚尽。”康熙如此评论洪武、宣德，既是出于对他们的理解，也是以防后人“訾议”自己，故明确指出:“朕亦一代之主也，锐意图治，朝夕罔懈，综理万几，孳孳懋勉，期登郅隆。若将前代贤君搜求其间隙，议论其是非，朕不惟本无此德，本无此才，亦实无此意也。朕自返厥躬，于古之圣君，既不能逮，何敢轻议前代之令主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