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历史上，雍正即位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而又难以解决的疑案。他本人特别强调两点：其一，他与兄弟宗室绝无仇怨，按照康熙的遗令，合理合法地承继大统。其二，所谓十四皇子说不过是他继位前后，一些对他不满的生事惑众的谣言。他说，“皇考深知朕从无偏党，欲保全尔诸臣名节，故命朕缵承大统。”（《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四月十八日）他指责兄弟及大臣“(自继位）百日之内，淆乱朕心者百端”(《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对第一点，清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并有截然对立的结论。一部分学者接受雍正的说法，认为他是合法即位；另一部分则针锋相对，认为雍正是篡权夺位。至于雍正强调的第二点，则甚少有人置喙。其实，后一问题同样至关紧要。在康熙去世前，雍正的政敌究竟制造了什么样的流言，北京城上层人士究竟是如何看待康熙的接班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了解雍正即位时清廷内部的力量对比，对理解雍正即位后的权力斗争不无助益。当然，这个问题比前一问题更难解决。对前者，我们尚可从康熙乃至雍正留下的诸多文献，做大胆的假设和推理。而后一问题，除了雍正及其手下过滤过的文献，再无其他第三方的材料来勘对官方文献的可信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清史专家金承艺先生继孟森先生之后，对雍正即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所著《清朝帝位之争史事考》，去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金著于雍正继位问题用功至勤，所著论文，如集中所收《一项有关清世宗是否夺位的重要问题之探讨》，分析透辟，视角新颖，但在材料上，同它前后著作一样，仍局限于清廷遗留的史著和档案。这也可以想见当日雍正及其臣僚删毁文献之彻底。
值得庆幸的是，十八世纪的雍正皇帝可以在国内控制文献记录，却无法清除域外史料。英国医生约翰·贝尔(JohnBell)的《从俄国圣彼得堡到亚洲诸地的旅行记》（TravelsfromSt.PetersburghinRussiatoVariousPartsofAsia,1806年版），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来源审视康熙去世前北京城内出现的有关皇位继承的动态，从新的视角思考谁是康熙选定的继承人。贝尔，英国医生，出生在苏格兰，1718年作为沙皇俄国派遣的伊兹马洛夫使团成员，在京逗留三个多月。他对东方和中国兴趣浓厚，接到俄国政府的邀请后，欣喜若狂，把这次出使中国的机会视为上帝对他的厚赐。他和使团从圣彼得堡启程，穿越欧俄和西伯利亚，于西历1720年11月18日，也就是康熙去世前近两年，到达北京，在那里逗留了三个多月，于次年3月2日离开北京（页361）。
在京期间，贝尔和使团其他成员一道，多次受到康熙召见宴请。此外，他还和康熙皇帝的诸子诸孙、朝中王公大臣、在京的耶稣会士、来华的朝鲜使臣、入京的孔府家人，都有来往。他不仅参观皇宫王府，还访问北京的市场店铺，观察中国商人讨价还价的方式，记下满汉军民互相对骂的细节。贝尔长袖善舞，擅于交际，在短时间内就在中国人中交下几位好友。他的旅行记展示了一个繁荣文明程度在他眼里不逊于同时代西欧大都市的北京，与七十多年后另一位英国使臣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观感大相径庭，是研究前工业革命时代英国人的中国观的重要文献。更重要的是，他在京期间，将康熙逝世前有关皇位继承问题的所见所闻记入自己的旅行记。当时在京外国使臣（如朝鲜燕行使）虽然不少，但只有贝尔留下了清楚明确的记录，而且如下所述，贝尔在京期间，多次参加皇帝和皇子为使团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从当日权力斗争的中心人物获得的，堪称有关康雍之际皇位继承问题的一手文献。
贝尔在自己的旅行记中清楚记录了在北京听到的有关皇位继承人的消息，“十四皇子勇猛善战，正在指挥和卡尔梅克人（当日西方人对准噶尔在内的漠西蒙古诸部的称呼）的战争，据说皇帝想让他继承皇位[itissaid,heintendsthefourteenthforhissucceffor(successor)]”（页342）。值得注意的是，贝尔尽管记录了这一信息，但落笔非常谨严，采用“据说”的方式。这与康熙去世前夕，一方面继承人选未定，继承问题讳莫若深，另一方面各派争夺加剧，有关消息纷飞的复杂诡异的政治形势十分吻合，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贝尔记录的可信性。不过，贝尔的记述也引出更多的问题，一个从未到过中国，不通任何中文的英国人，仅仅在北京呆了几个月，何以会注意到继承人问题，何以会对中国政局，尤其是康熙去世前夕的复杂多端的皇位继承问题有如此准确的把握和了解？谁敢向一个不通中文，不明底细的外国人，谈论大清国最敏感的权力传承问题？
从贝尔的旅行记看，他的消息来源至少有三。其一是康熙本人。贝尔到京不久，就和使团成员受到康熙多次接见宴请。席间，康熙告诉使团成员，自己年事已高，按照自然规律，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自己能平平安安的辞世（页290）。当然，从贝尔的记录看，康熙在接班人问题上，倒是口风极严，没有半点透露。不过，皇帝即使未说，他的话一定会刺激贝尔对权力继承问题的好奇心。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成为他第二和第三个消息来源的，分别是在宫中的传教士和皇子皇孙们。根据贝尔的记录，康熙召见他和使团其他成员时，都有耶稣会士在场负责翻译事宜。而且事后，贝尔和西教士有很多私下往来，也会讨论这类问题。此外，他和康熙的皇子皇孙来往频繁，或许就是由于他们的帮助，贝尔对北京复杂朝局的理解，很快就超出入门的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