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六日,身在祁门的曾国藩正在统筹进击合围安庆的关键大局。
就在这一天,一封十万火急的朝廷寄谕突然而至。曾国藩拆开寄谕一看,原来是咸丰帝一道要他火速兴师勤王的谕旨。在谕旨中,咸丰帝严令曾国藩即刻派遣鲍超率三千精锐”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何事急需身在南方的湘军主帅兴师勤王?
咸丰十年是咸丰帝的大灾之年,英法两国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由坚船利炮武装的英法联军一路北上,摧枯拉朽,短短数月间便兵临北京城下,吓得咸丰帝仓皇出逃承德,偏安弹丸行宫,惆怅战栗下,只能以醉生梦死来麻痹自己。
皇上有难,天下诸将兴师勤王,这是历朝历代的惯例,但寄到曾国藩手里的这道谕旨,用意却绝非如此简单。
如果单纯地要求曾国藩兴师勤王,那应该由曾国藩统兵或者由曾国藩指定的将领统兵,而不应该像谕旨中严令的那样,点名就要湘军头排悍将鲍超,而且来了必须归咸丰身边的红人胜保调遣。
不用多想就能发现,这道谕旨中隐藏着胜保对曾国藩的算计,他在算计什么呢?
以勤王的名义挖曾国藩的致命墙脚,弄走他颇为倚重的湘军悍将。
这一切,曾国藩当然看得明白,但勤王之命谁敢不从?
不从即为不忠不义,”忠义素著“的曾国藩根本扛不住这样的罪名。
但欣然从命,曾国藩却又觉得万分不妥。胜保的算计暂且不说,关键这是一招无益于北,却只有损于南的两败之命。
此话怎讲呢?
曾国藩对当时的形势看得很透彻,英法联军攻占北京这是迟早的事,调鲍超几千人去根本改变不了大局。此时能勤王的只有一个“和”字,”战“字根本救不了朝廷和皇上。
这是一败。
另一败,调鲍超劲兵北上,曾国藩面临的局面瞬间就崩坏了。鲍超一走,安庆势必撤围,安庆一撤围,围剿太平天国的大业极有可能就此功亏一篑。
一边徒劳无功,一边功亏一篑,这不是两败之命是什么!
但当时的清廷尚有权威,没到庚子年间慈禧西逃的份上,那时李鸿章敢用”乱命“来拒不从命,咸丰朝的曾国藩却不敢这么做。
无论是心理条件还是现实条件,他都不具备。
所幸,正在曾国藩犹豫难决的时候,李鸿章给他献了一条甚是高明的脱困之计。
历史有时候相当的有意思,晚清两次著名的抗”勤王之命”的幕后主角竟然都是李鸿章。庚子年抗慈禧的勤王之命,李鸿章祭出的是“乱命不奉”;这一次抗咸丰的勤王之命,他祭出的是“废命可拖”。
其实都是高明地审时度势。
看不透大局者,断不敢也不会这么玩。
李鸿章对曾国藩分析说,此命看似来势汹汹,其实是一道废命。不出十天,京城必被洋人攻占。洋人意在取利,而非大清江山。在京议和的恭亲王为维系社稷,定是万利可予。既然如此,双方和议必是速成,预料不过二三十天的事。
二三十天后,和局已定,再说兴师勤王,岂不是乱添刀兵。
可以说,这是李鸿章权谋生涯最具含金量的时刻,这份洞察之力着实如刀。
按说曾国藩的造诣也应能看透这一点,但怎奈他忠义贤明的包袱太重。
人一旦纠结,段位往往不堪。
经李鸿章一这番利刀解局,曾国藩瞬间从困苦犹豫中走了出来。于是,他慢腾腾地于当年九月初九日才给朝廷回了一道奏折。
这道奏折的要义只有一个“拖”字。
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品级太低,勤王乃大事,请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之间选一人带兵进京。
曾国藩这么说,其实就是要这一来一回的拖延时间。
果然,咸丰新的勤王上谕还没发出,恭亲王奕訢已经和洋人议和了。
如此,先前十万火急的朝廷寄谕果然成了李鸿章所言的废命。十月初四,曾国藩接到朝廷新的寄谕,称不必北上。
在曾国藩的历史中,这一段很有名,但就在这二三十天里,发生的另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就少有人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