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岁之首，万物复生，唐时人们认为此时是“人道报本返始之始”，对祖先祭祀十分看重，或行家祭，或行墓祭。拜祭祖先的过程，就是家族人伦关系维系强化的过程。元旦在当时的长江流域民间备受重视，人们燃放爆竹驱邪恶。荆楚地区元旦大致有以下较有特色的活动。
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
据《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谓之端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躁恶鬼。”
相传“山躁”是一种四角怪兽，每隔365天就跑出来伤害人畜，但它怕光亮、红色和爆炸声，所以每到这天，家家户户都争相燃放爆竹，来吓退山燥和恶鬼。为了祈求平安，人们在门户贴门神或插桃符来驱逐鬼怪。《荆楚岁时记》又云：“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后世之“桃符”驱鬼的民俗当由此而来。唐时人们仍有元日爆竹驱邪和门神逐鬼习俗。
祈求吉祥
元旦通常是从除夕之夜子时算起的，方志记载，人们在元旦开始活动的时间，一般写作“晨起”、“五鼓初”、“早起”、“鸡鸣起”、“夙兴”、“五鼓后”等，多是五更起来，然后准备一系列的活动，祈求吉祥。唐时人们仍在元日时祈祥。
互相祝贺新年
《荆楚岁时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拜年，是元旦的一项重要事项。人们拜祭祖先后，全家长幼依次拜长辈，唐以前如此，唐时如此，今天也如此。
饮椒柏酒，喝桃汤
据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记载：“唐岁时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胶牙场。”《荆楚岁时记》又载：“（正月一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汤。下五辛盘；进敷淤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元日饮屠苏酒原是南朝旧俗，这一风俗直到唐代仍很盛行。屠苏是一种药剂，南朝梁人沈约《俗说》云：“屠苏，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遣间里药一剂，令井中浸之，至元旦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者，亦不知其人姓名，但名屠苏而已。”显然，最早的屠苏酒是预防时疫的一种中药配剂，在元旦取浸过屠苏药剂的井水饮用，含有新水崇拜的意味。晋人葛洪也曾用细辛、干姜等炮制屠苏酒，后来逐步演化为用一些中药来炮制酒，以起治病防病的作用。
除屠苏酒外，唐时期的人们在元日还饮用椒柏酒，如陆游《丙寅元日》诗称：“家家椒酒欢声里，户户桃符霎色中。”当时人们饮椒柏酒还传承着从年岁、辈分最小的家族成员开始，最后才由年岁、辈分最高的家族长辈饮酒的俗规，至于为什么要先从小孩饮起，晋人董勋《问礼俗》曾作解释：“俗云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
五辛盘是用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要等五种辛香之物拼在一起的食品，可散发五脏之气，具有一定的医疗保健作用。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邀在《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病气。”他在《养生诀》中亦云：“元日取五辛食之，令人开五脏，去伏热。”按照现代科学观点，元旦之际，寒尽春来，正是易患感冒的时候，用五辛来疏通脏气，发散表汗，对于预防时疫流感，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吃五辛盘反映了汉唐人们把新年健康的追求寄托在元旦这一天。唐代中期以前，五辛盘是人们元日必备的节日食品。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对五辛盘作了改进，增加了一些时令蔬菜，拼为一盘，号为春盘，取其生发迎春之义，在元旦至立春期间食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盘、春饼、春卷的名称相继更新，其制作也越来越精美了。
元旦中的其他一些食物，也多寓吉祥之意，表达人们对新年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元日食胶牙场的风俗在唐代很盛行，唐人吃胶牙场的目的是“以验齿之坚脱”。实际上，在古汉语中“胶”和“固”相通，胶牙即固牙，俗传吃了这种糖之后可以使牙齿牢固，人们希望借助“胶牙场”这个吉祥的名字，使牙齿更加牢固，永不脱落。还有吃饺子、年糕等。据《酉阳杂姐前集》载，唐人在元旦还吃所谓“汤中牢丸”。这里所说的“牢丸”，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吃的“水饺”之类。
除此之外，不同地域还有不少其他的饮食习俗，如唐代洛阳人在元日还烹制鸡丝、葛燕、粉荔枝等食品，全家人一起进餐。
举办朝会
大约自汉代起，元旦期间大吃大喝已成风气，据《汉官仪》和《后汉书·礼仪志》等书记载，汉制规定，每年元旦，群臣都要给皇帝朝贺，称为“正朝”，皇帝便大摆筵席款待群臣，君臣饮宴欢度佳节。此后，在魏晋至唐，元旦朝贺、皇帝大宴群臣成为定制，如曹植《元会》诗中描写三国魏时元旦朝贺宴会云：“初岁元柞，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晋时元旦朝贺皇帝时，皇帝要给百官增禄，每人赐醒酒二升。宴会上，“肴蒸多品，八珍代变。羽爵无算，穷乐极宴”。
唐代国家统一，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元日朝会之俗自然成了旷代盛举。唐代元日不仅要受汉族百官朝贺，而且来自远方的少数民族和附属国的首领及使臣也来奉礼恭贺。因此，朝堂大殿筵席纷陈，钟鼓喧天，丝竹震耳，歌舞升平，预祝新年国运亨通。唐代元日朝会不仅沿袭旧俗，而且礼制规定颇严。百官朝贺时稍有失礼之处，轻则罚棒，重则贬官。像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柳公权就吃过这样的罚。据《东观秦记》记载：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正月一日在含元殿朝贺。当时柳公权年已八旬，任太子少师，朝贺时居百官之首。由于含元殿阶高路长，柳公权年迈体衰，走到殿下力软筋绵，脚腿打战，所以上呼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时，柳公权误把“和武光孝”呼成“光武和孝”，仅仅几字之差，就受到御史的弹劾，由于柳公权德高望重，所以只罚俸一年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