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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道与儒家的礼义和人格思想

儒家认为要达到中庸和谐,不可忽视礼的作用。荀子说“发乎情,止乎礼义”,意指人天生的性、情、欲,可以通过引导、修饰、加工,使之成为善。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把礼作为古代调整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礼记》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礼要求以谦让的精神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的精神律己待人,社会就会非常和谐。由于儒家的重视和提倡,中国人特别看重礼,自觉地以礼规范行为,力求以礼达到和谐的境界。儒家思想融入茶道的显着特点之一是茶礼的形成。

古代礼仪中,茶叶曾作为祭品及陪葬之物。用茶叶祭神祀祖,可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南齐书·武帝本纪》载:南朝时,齐武帝在遗诏中安排在其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古时也以茶为聘礼,且赋予特殊的儒教文化意义。明代郎瑛《七修汇稿》说:“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也”。在王象晋《茶谱》、许次纾《茶疏》等着作中均有极为相近的内容,都视茶为崇高的道德象征。在江南婚俗中,订婚时下茶,结婚时定茶,同房时合茶,茶用于嫁娶的各种礼节,“三茶六礼”在民俗中几乎成为明媒正娶的代名词。

古代朝廷以茶荐社稷,祭宗庙,以至朝廷会试与进退应对之事皆有茶礼。皇帝不仅自己嗜茶,还常以茶为赐。唐朝赐茶已成宫廷大礼。苏鹗《杜阳杂编》载:唐德宗每赐同昌公主馔,其茶有绿华、紫英之号。在官场中,茶礼也演化为区别官阶等级的程式。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百官于中书见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声唱一声‘屈’,躬趋而入,宰相揖及进茶,皆抗声赞喝,谓之‘屈揖’。待制以上见,则言‘请某官’,更不屈揖,临退仍进汤。”官阶级别不同,受到饮茶的待遇也不同。而在民间,茶礼也成为普遍习俗,宋朱彧《萍洲可谈》云:“今世俗,客至则啜茶,去则啜汤。……此俗遍天下”。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记述了当时杭州的民俗,“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朔望茶水往来”,这是以茶睦邻之俗。此外,如客来敬茶、朋友赠茶、以茶代酒等习俗,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礼义的精神。礼仪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和谐人际关系,这与茶道精神是吻合的。茶礼追求的效果也是和谐,而当人们交往出现不和谐时,茶又充当了调解员的角色,当事人双方在茶馆、茶坊中“吃讲茶”,有礼有节地饮茶过后,前嫌尽释。生活中有礼仪的地方就有茶,茶已成为礼仪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礼在儒家思想中既是政治、伦理的规范,也是一切民俗民风由来的源头。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义的观念深入到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在茶道中也得到体现。刘贞亮提出的茶德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可以视为儒家茶礼的核心。儒家茶礼表达了仁爱、敬意、友谊和秩序,通过饮茶沟通思想,促进和谐,增强友谊。

儒家将茶叶视为具有灵性的植物,称茶为灵草、瑞草魁、灵芽等。韦应物《喜园中茶生》诗云:“性洁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儒家茶人在饮茶时,将具有灵性的茶叶与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认为品茶活动能促进人格修养的完善,因此沏茶品茗的整个过程,就是陶冶心志、修炼品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明代朱权《茶谱》说:“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练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将儒家修身养性、锻铸人格的思想注入茶道精神之中。

儒家注重人格思想,追求人格完善,认为只有完善的人格才能实现中庸之道,良好的修养才能实现社会完美和谐。茶叶的中和特性也为儒家文人所注意,并将之与儒家的人格思想联系起来。陆羽《茶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茶“宜精行俭德之人”,以茶示俭、示廉,倡导茶人的理想人格。刘贞亮提出“以茶可雅志”,通过饮茶达到修身养性之目的,表现出人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以及清高廉洁与节俭朴素的思想品格。茶道寄寓着儒家企求廉俭、高雅、淡洁的君子人格。正如北宋晁补之《次韵苏翰林五日扬州古塔寺烹茶》诗曰:“中和似此茗,受水不易节。”赞美苏轼具有中和的品格和气节,如同珍贵名茶,即使身处恶劣的环境之中,也不会改变节操。

儒家的人格思想也是中国茶道的思想基础。吴觉农说:“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林语堂也说:“茶是象征着尘世的纯洁。”茶是文明的饮料,是“饮中君子”,具有“君子性”,其形貌风范为人景仰。苏轼《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称赞建茶,“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苏轼又在《叶嘉传》中赞美茶叶“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司马光把茶与墨相比,“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之不同。”周履靖的《茶德颂》盛赞茶有馨香之德,可令人“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文人将茶品与人品相联,说茶德似人德,将茶的高洁比作人的高洁。

文人雅士的茶事活动有深刻的文化情结,以怡情养性,塑造人格精神为第一要素。长期以来,多数正直文人热情赞颂清正廉洁等优良品德。文人雅士在细细品啜,徐徐体察之余,在色、香、味、形的品赏之中,移情于茶,托物寄情,从而感情受到了陶冶,灵魂得到了净化,人格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升华。唐代陆羽将品茶作为人格修炼的手段,一生中不断地实践和修炼“精行俭德”的理想人格。陆羽的《六羡歌》吟咏:“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充分表现了陆羽对自由高尚人格的追求。历史上儒士阶层都与茶结下不解之缘。苏轼以茶喻佳人,并为茶叶立传,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裴汶、司马光等也都在品饮之中,将茶视为刚正、纯朴、高洁的象征,借茶表达高尚的人格理想。儒家认为茶有德,刘贞亮归纳茶有“十德”,陆羽称茶“宜精行俭德之人”,韦应物称茶“洁性不可污”,宋徽宗称茶“清和淡洁,韵高致静”,现代茶学家庄晚芳把茶德归纳为廉、美、和、静,等等,均赋予茶节俭、淡泊、朴素、廉洁的品德,寄托人格理想。因此茶道中寄寓着儒家对理想人格的企求,即修身为本、修己爱人、自尊尊人、敬业乐群和志趣高尚等君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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